三

　　现在来探讨一下“都督中外”在魏晋时期所起的历史作用。
　　《三国志·魏书·刘放传》注引《孙资别传》：“(明)帝诏资曰：吾年稍长，又历观书传,中皆叹息,无所不念。图万年后计，莫过使亲人广据职势，兵任又(尤)重。今射声校尉缺，久欲得亲人，谁可用者?”孙资在对答中提到魏文帝也重视此事：“始召曹真还时，亲诏臣以重虑。及至晏驾，陛下即阼，犹有曹休外内之望，赖遭日月，御勒不倾，使各守分职，纤介不间。以此推之，亲臣贵戚，虽当据势握兵，宜使轻重素定。若诸侯典兵，力均衡平，宠齐爱等，则不相为服……。今五营所领见兵，常不过数百，选授校尉，如其辈类，为有畴匹。至于重大之任，能有所维纲者，宜以圣恩简择，如(陈)平、(周)勃、金(日磾)、霍(光)、刘章等一、二人，渐殊其威重，使相镇固，于事为善。”对此，“帝曰：然”，并命孙资推荐这样的大臣。
　　以上这段对话，明帝本强调要用“亲人”，而孙资则极力向异姓大臣上面引导，是否别有背景，或许在替司马懿暗中张目，已不得而知，尽管如此，从中仍可看出以下问题：
　　第一，曹魏文、明二帝“图万年后计”，十分重视“兵任”，力图把它交给同姓亲人掌握[42]
　　第二，他们经常考虑的兵任，除地方、边境外，极重要的方面便是京师宫城内外的保卫，甚至连五校之一的射声校尉，[43]这种当时不过统率几百人的宿卫军官人选，也要亲自酌定。
　　第三，更重要的是，通过孙资之口，还反映和概括了文帝关于兵任的安排和指导思想，这些指导思想有的曾向孙资交待(即所谓“亲诏臣以重虑”)，有的是孙资从他的安排和实践中自行理解的(即所谓“以此推之”云云)，而又都得到了明帝的承认。这些指导思想便是：仅安排亲人为武官，若武官地位不相上下，“不相为服”，仍是不行的。必须要“能有所维纲者”，即能统率京师一切军队的长官，并在找到合适人选后，“宜使轻重素定”，即早确定其统率诸军的地位，培养其威望，然后遇到变故，方能指挥若定，有效地捍卫皇室。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文帝于黄初三年将曹真从外地召回，[44]让他充任“维纲”京师诸军的都督中外。其后，文帝多次出巡、讨伐，曹真除特别需要也从征外，一般均坐镇洛阳。[45]文帝临死，又命他为首席顾命大臣，受遗诏，辅嗣主，这就从另一角度证明了对都督中外之重视。
　　第四，明帝即位不久，为了对付诸葛亮的北伐，不得不把曹真调到西方，[46]代替“性无武略，而好治生”的关中都督夏侯楙，[47]改任关右都督，从而使都督中外这个位子空了出来。可是这并不意味明帝不重视它，很可能是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当时曹休、曹真处于抵御孙吴、蜀汉的最前线，“虽云异姓，其犹骨肉”的夏侯尚已死，[48]其他够条件担任都督中外的“亲人”还有谁呢?上引他与孙资的对话，虽然时间稍晚，也多少反映明帝又想“使亲人广据职势”，掌握“兵任”，而又不知用谁的彷徨心情。从《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刘放传》、《燕王宇传》及裴注来看，大概明帝晚年经过再三斟酌，本决心以燕王宇为主要辅政大臣，总统一切，包括都督中外诸军，这有以下蛛丝马迹可寻：
　　1.自魏文帝即位以来，大司马、大将军这两个最高武职，一直以曹姓子弟(曹仁、曹休、曹真)充任。明帝太和四年（公元230年）破格提拔司马懿为大将军，然至青龙三年（公元235年）又突然将他降为太尉，大概就是为了空出来，准备必要时任命“亲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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