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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蒙元王朝的“家天下”政治特征

时间:2009-7-24 13:55:27  来源:不详
现出某种稳定、抗干扰的运转惯性,并趋向于将皇帝本人也包容在官僚机器之内,要求他作为机器的一部分(当然是顶端部分),按照机器运转规则(典章制度)正当地行使权力、发挥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皇帝很难像家长处理家产一样随意宰割天下,“家天下”原则的落实程度是有限的。对于上述现象,我们在唐、宋两朝特别是宋朝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尽管当时皇权扩展的趋势并未消失。周、姚二先生对这一貌似矛盾的现象已经有所总结。周良霄一方面称唐宋时期的专制主义皇权“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同时又强调这种成熟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其“自我调整机制的完备”。姚大力则认为:唐宋两朝皇帝制度中,存在着“专制君权持续强化”和“限制君权的制衡程序同样在增强”两种趋势,彼此构成一种“张力”。两人又不约而同地指出,随后统一中国的元朝,却明显出现了上述自我调整机制“丧失”和张力“破坏”的现象。[3]换言之,元朝是一个皇权单方面膨胀、强化的朝代。
  讨论元朝皇权问题首先要追溯到大蒙古国汗权。蒙古建国前夕,漠北草原各部大都已出现相当显著的社会分化。氏族、部落的首领是被称为“那颜”(汉译“官人”)的贵族。较大的部落集团通常都有一位最高领导者,拥有“汗”(或译为“罕”)的称号。由于部落集团时常出现分化和重新组合,这些“汗”的权力并非十分稳定。但在弱肉强食的兼并过程中,唯一的至上权力观念在草原社会中已逐渐产生,即所谓“天上止有一个日月,地上如何有两个主人”[4]。随着成吉思汗对草原的统一,这种至上权力在现实中迅速发育成熟。君临漠北的唯一“大汗”成为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最高统治者,草原政治、经济权力的集中代表。汗权的产生,主要根源于统一前草原上的等级关系。
  在统一前的草原各部,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化,等级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界限十分严格。与氏族贵族那颜相对,受其统治的一般氏族成员称为“哈剌出”(汉译“下民”),他们与那颜之间具有共同的血缘认同关系。但这种关系通常已世代久远,莫可稽考,不像那颜家族内部自有谱系。因此那颜与哈剌出虽属同族,但身份差别明显,哈剌出自视“低贱”,不敢在那颜面前陈述意见[5]。比哈剌出地位更低的是通过战争从其他氏族掠夺来的依附人口“孛斡勒”(汉译“奴婢”),他们在原则上失去了人身自由,身份世袭,世代供主人(那颜或哈剌出)役属,地位近似于家内奴隶或仆从。此外,有些那颜还拥有从属于自己的军事侍从“那可儿”(汉译“伴当”),多由招收或自动投充形成,其中主要是外氏族成员,可能也有血缘关系较远的本氏族成员。这样在那颜的统治下,至少可区分出哈剌出、孛斡勒、那可儿三种身份的属民。其中就血缘联系而言,哈剌出属本氏族,孛斡勒属外氏族,那可儿大多为外氏族。就身份和字面意义而言,哈剌出、那可儿地位较高(那可儿因与那颜关系近密,地位更高一些),孛斡勒地位较低。哈剌出的汉译“下民”大致反映出其平民身份,那可儿译作“伴当”似乎还显示出与那颜具有某种意气相投的平等色彩。至于孛斡勒,《元朝秘史》译为“奴婢”,波斯史家拉施特《史集》一书称之为“奴隶”,其蒙语含义是“会说话的工具”,则尽显其微贱。然而另一方面,对于那颜来说,上述三种人都是属民,他与他们之间都具有主从隶属、依附关系,只有远近亲疏程度之分,并无本质之别。正如亦邻真所指出:“在史料中,孛斡勒与合剌出(引者按:即“哈剌出”异译)可以相提并论,而且孛斡勒还可以同那可儿等量齐观。……当然不能笼统地说那可儿、合剌出、孛斡勒完全没有区别。但他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点:都对主人有隶属关系。孛斡勒和那可儿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6]
  汗的出现,使草原等级制度有了新的变化。在“天下扰攘,互相攻劫”的动荡局面下,许多部落集团为了生存和自保,不得不通过推举首领“汗”来强化自身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与其他集团互争雄长。汗出自那颜阶层,但一旦得到推戴,就拥有了对集团内其余那颜的统治权力,那颜们要通过盟誓的形式向汗宣誓效忠。约在1189年,青年成吉思汗被一批蒙古乞颜氏那颜和异姓那可儿拥立为部落汗。《元朝秘史》第一二三节记述了当时拥戴者的誓辞。值得注意的是,领头宣誓的人并非与成吉思汗已有主从名分的那可儿,而是与他具有血缘关系、身份同样高贵的那颜阿勒坛、忽察儿、撒察别乞等。这样,部落中除原有的等级差别外,汗与那颜之间又形成了新的一层统治、被统治关系。
  不过如上文所言,在当时草原混乱的局势下,各部落集团的构成并不稳定,汗的权力仍然会时常遇到挑战。成吉思汗的创业历程,一方面是兼并、收服其他草原部落集团从而使本集团日益壮大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在本集团内部逐渐树立个人绝对权威和镇压异己势力的过程。本集团内的异己势力主要来自同族那颜,也就是最初领衔拥戴他为部落汗的那些人。在成吉思汗的打击下,这些那颜或死或逃,部落管理权力基本上都被效忠于成吉思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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