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260年，忽必烈登上汗位，草原本位的大蒙古国由此蜕变为汉地本位的元王朝。随着中原模式官僚体制的建立，元朝国家制度与大蒙古国相比有了显著不同。但就“家天下”政治格局而言，两者一脉相承，并无大异。在加上尊号、庙号、谥号等汉式美称，辅以都城、宫阙、朝仪、印玺、避讳等汉式典制之后，汉地的尊君卑臣传统与大蒙古国汗权彼此结合，进一步保证了元朝皇帝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28]。与此同时，草原社会“主奴关系泛化”的倾向继续向汉地延伸，汉族百姓同蒙古牧民一样，被视为与皇帝有依附关系的属民。元朝政府将他们根据职业标准划分为若干种类，称为“诸色户计”，包括民户、军户、匠户、站户、灶户等等，分别为国家承担不同义务，“各务本业”，“各有定籍”。[29]其定籍佥拨，不由自主，世代相袭，不得脱籍移易，反映出国家（皇帝）对普通百姓的人身控制较之两宋明显有了强化。元朝汉语中有“怯怜口”一词，源于蒙古语，意为“家中儿郎”，特指蒙古、色目贵族合法占有的私属人户。而从更高的角度看，当时也已经有“普天率土，尽是皇帝之怯怜口”[30]的说法。在至元十六年禁止回回人依本俗杀羊的一道圣旨里，忽必烈重申了蒙古诸大汗讲过的一段话，略谓“为天护助俺收抚了您也，您是俺奴仆，却不吃俺底茶饭，怎生中？”[31]作为被征服者，自然也就成了大汗的“奴仆”。这段话虽是针对回回人所说，但毫无疑问同样适用于汉人。何兹全先生说：“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元代社会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中的一个变局。……蒙古人……把人身隶属关系和奴役制普遍的披在汉人社会上面。他们把全社会的人民都看作皇帝、贵族吃粮当差的被役使的人户。”[32]此言大体上是不错的。
　　同样，在政治领域，元朝的君臣关系像草原时期一样继续保持着主奴色彩。姚大力列举了蒙古、色目大臣及南宋降将向皇帝奏事时自称“奴婢”的事例，认为“它们反映了当时在蒙古、色目、南人，包括北方汉人官僚中十分通行的情况，……也说明主奴观念进入元代君臣关系是受蒙古旧制影响的结果，并且它已经渗透到汉式的皇帝－官僚关系中间”[33]。元朝的高官显贵，对于汉族社会而言都是“大根脚”的元勋世臣、高高在上的特权贵族，而在熟悉蒙古传统的元朝上层统治集团（包括皇帝和这些高官自己）看来，其显贵仅仅因为他们是皇帝的世仆家臣，是“老奴婢根脚”，所以“不比别个的有”[34]。其中许多人任官的同时仍然隶名怯薛，要在规定的当直日期入宫服役。姚燧《牧庵集》卷一五《董文忠神道碑》详细记载了担任佥书枢密院事要职的怯薛董文忠给侍内廷的情况，周良霄先生对其加以分析指出：“观此，知这个身任怯薛的朝廷大员，在内廷完全是操宦竖之所行。大臣体貌，已扫地无存。”他进而得出结论，元朝的“君臣关系也就是主奴关系，这无疑也增益了皇帝的专制权威”。[35]与上述情况相联系，君臣关系有时又被比喻为主人与犬马的关系。怯薛家臣参与决策，献替可否，即被看作“犬马思报其主”所应尽的义务[36]。忽必烈用卢世荣理财，谕以“疾足之犬，狐不爱焉，主人岂不爱之。汝之所行，朕自爱也，彼奸伪者则不爱耳”[37]。联想到成吉思汗评价“四杰”等功臣“是我的前后的助手，是我的能干的、尽心竭力的奴仆，是我的神箭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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