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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蒙元王朝的“家天下”政治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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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2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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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可儿所掌握。谈到成吉思汗权威的增长，包括他最后事业的成功，不能不说与其本人超凡的领导才能、素质和个人魅力（马克斯·韦伯所说Charisma）有很大关系。他虽然出身显贵，但其父早死，家道中落，一度颠沛流离，困窘不堪。在艰难的环境中，他从小就显示出果敢、残忍的性格和高超的权术。随着家族权威重振和霸业初具，成吉思汗不失时机地利用萨满巫师散布“天地商量着，国土主人教帖木真做”的预言，使自己的统治权蒙上天命神授的色彩。[7]他还反复强化属下忠于“正主”的观念，对抛弃甚至捉拿主人前来降附的敌方部下，毫不留情地予以严惩，而因保护主人奋力抵御厮杀者，则极力褒奖，树为典型。总之，成吉思汗的个人魅力、传奇经历、成功业绩、神授形象、御下权术，均使得草原社会原有的主从名分和等级观念最后充分服务于自己一人。他的属下无论来自本部别部，无论是主动投附还是力竭归降，无不忠心耿耿，至死不渝。到成吉思汗完成草原统一、建立大蒙古国之时，他的个人权威也已达到顶峰。用拉施特的话说，“所有血亲与非血亲的蒙古氏族和部落，都成了他的奴隶和仆役”[8]。
通过上述大蒙古国汗权的产生过程，可以看出两个重要的特点。第一，蒙古大汗的个人权力自始独尊，并未湮没于家族权力之内。第二，大蒙古国“独尊”汗权的确立，主要来自北方草原民族原有的政治观念，并未倚借汉族社会的君主集权政治传统。这两点都与东北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形成鲜明对比[9]。在十二世纪的漠北草原游牧民中，个体经济相当发达，分散经营趋向明显，同时其家族凝聚力则大为逊色，常常一家、一族人互相争斗，甚至分属于不同的部落集团。在成吉思汗的创业过程中，所依赖的家族成员主要只是母亲和几个弟弟，亲近如叔父答里台、堂兄弟忽察儿都曾站在他的敌对阵营，血缘较近的主儿乞氏撒察别乞之流，也成为他的翦除对象。与家人相比，血缘关系不存或疏远的“那可儿”对他帮助更大。其主要创业功臣“四杰”、“四狗”等人，都来自其他氏族[10]。由于上述情况，大蒙古国建国时并不存在一个像金初那样强大的宗室贵族集团，而是一开始即呈现汗权独尊的局面。至于汗权独尊的意识形态根源，除前文所述上下主从等级隶属观念外，再就是草原游牧民当中普遍存在着对绝对权威的需求。北方草原游牧民族自古便有君权神授意识（如匈奴单于即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蒙古人“所欲为之事，则曰天教恁地，人所已为之事，则曰天识著，无一事不归之天”，“常谈必曰托着长生天底气力，皇帝底福荫”[11]。大汗（皇帝）被认为受天之命君临下民，其绝对权威当然是不言自明的。
成吉思汗的建国进一步改变了草原上的等级关系。建功立业的那可儿们与归降的各部旧那颜被授以世袭千户、百户之职，共同形成了大蒙古国新的那颜集团。对普通牧民哈剌出和孛斡勒来说，这些那颜是高高在上的“官人”，而对成吉思汗及其家族而言，包括各部旧那颜在内，他们都不过只是大汗的那可儿或家臣，是与哈剌出、孛斡勒性质相近的属民和仆从。姚大力精辟地总结了蒙古社会关系中“主奴观念泛化”的趋向，指出蒙古建国后“那颜和哈剌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孛斡勒的状况并没有变化，但是现在那颜、哈剌出本身的名分却又都向着孛斡勒跌落”[12]。无论那颜、那可儿、哈剌出、孛斡勒，大汗对他们同样拥有至高无上、生杀予夺的权力。大蒙古国成员对此可能视作天经地义，习以为常，但来自外部环境的观察者却感到惊讶不已。1245至1247年出使蒙古的欧洲传教士加宾尼反复记载说：“鞑靼人比世界上任何别的人更服从他们的主人，他们对主人们表现极大的尊敬，并且不对他们说一点谎话”；“鞑靼皇帝对于每一个人具有一种惊人的权力。……不管他给予他们什么命令，不管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不管这命令是要他们去作战、去生或去死，他们都绝对服从，没有一个字的反对。即使他要求他们的未婚的女儿或姐妹，他们也把她奉献给他，不出一句怨言”；“一切东西都掌握在皇帝手中，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因此没有一个人胆敢说这是我的或是他的，而是任何东西都是属于皇帝的。……不管皇帝和首领们想得到什么，不管他们想得到多少，他们都取自于他们臣民的财产。不但如此，甚至对于他们臣民的人身，他们也在各方面都随心所欲地加以处理”；“当皇帝宣布了他的决定之后，任何人要对任何事情提出任何意见，是不可能的，也是风俗所不许可的”。[13]时代稍晚一些的波斯人志费尼也评价大蒙古国臣民“的服从和恭顺，达到如此地步：一个统帅十万人马的将军，离汗的距离在日出和日没之间，犯了些过错，汗只需派一名骑兵，按规定的方式处罚他。如要他的头，就割下他的头，如要金子，就从他的身上取走金子”。[14]志费尼的记载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范祖禹、苏洵等人对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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