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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蒙元王朝的“家天下”政治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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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2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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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中央集权制度的描述。但范、苏所言，是宋初“防弊”之政、“祖宗之法”长期实施的结果，具有复杂的技术设计、操作背景，大蒙古国实现相同目标，则似乎要简单得多。
马克斯·韦伯曾从各种统治形式中归纳出法理、传统、Charisma（魅力）三种典型形态，或者说三种权力基础。借用他的视角来看，中国古代大多数王朝、政权在一开始或多或少地都具有Charisma型特征，其后Charisma色彩逐渐消失，开始向世袭制的传统型统治转化，但也会多少不等地带有官僚制的法理型统治特点（尽管如韦伯所说，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纯粹的法理型统治）。与其他王朝相比较，大蒙古国不仅起初的Charisma统治特征特别突出，而且在随后Charisma家族传承方面也相当成功。韦伯指出，Charisma有时会成为一种“血缘品质”，“与一个家族共同体和宗族结合在一起，家族或宗族被视为一劳永逸地得到魔法的恩惠，因此只能由其中产生出魅力（Charisma）的继承者”。[15]蒙古的情况正是如此。随着成吉思汗事业的成功，其本人的Charisma开始被看作家族世代相传的共同特质。《元朝秘史》第二一节记述了成吉思汗先祖孛端察儿之母阿兰豁阿感天光受孕的传说，并借用阿兰豁阿之口，称其所生子“显是天的儿子，不可比作凡人，久后他每做帝王呵，那时才知道也者”。此后元朝帝师八思巴在其所著《彰所知论》中又用佛教理论解释蒙古汗统，称“北方蒙古国先积福德，果熟生王，名曰成吉思”，并将成吉思汗比作佛教神话中的“（转）轮王”[16]。这一说法对逐步皈依喇嘛教的蒙古人影响极大，乃至将本族源流上接于吐蕃、印度[17]。与汉族社会早已熟悉改朝换代不同，在当时蒙古人的意识中，第一个“朝代”就是由成吉思汗建立的，而且无疑成吉思汗后裔将会永远统治下去，不存在汗统易姓的问题。因此我们看到，成吉思汗家族在蒙古人中享有的崇高、核心地位能够长期延续，有“黄金家族”之美称，即使元朝（及北元）灭亡后汗统一度中绝，仍能复振。蒙元君主这种特殊的家族Charisma，是其他朝代君主未能完全具备的。这对理解蒙元王朝的家天下政治特色十分关键。 二
“太祖皇帝初起北方时节，哥哥弟弟每商量定，取天下了呵，各分地土，共享富贵。”[18]这是治蒙元史者极为熟悉的一条材料。成吉思汗建国后，不仅以父权大家长的身份行使最高统治权，而且还按照草原游牧民的分产习俗，将大蒙古国这份庞大的家产在家族内部进行了分配并世代承袭。这也是蒙元王朝家天下政治的重要内容。如志费尼所说：“他们（按指蒙古统治者）后来始终遵守这个原则，虽然形式上权力和帝国归于一人，即归于被推举为汗的人，然而实际上所有儿子、孙子、叔伯都分享权力和财富。”[19]成吉思汗的诸子、诸弟都各自从大蒙古国百姓中分得一部分民户，称为“忽必”（汉译“份子”），稍后又具体划定了地域。诸王的草原分封实体又称为“兀鲁思”（汉译“人众”或“国家”），他们对兀鲁思属民有绝对支配权，可以在兀鲁思领地内将属民再行分封给自己的子弟。
成吉思汗的兀鲁思分封有几个显著特点。第一，尽管如前文所述，蒙古人的个体经济和分散经营趋向较为发达，家族凝聚力也因而受到一定影响，但成吉思汗分封时却仍然鲜明地贯彻了重视父系血亲的宗法原则。既视国家为家产，则分配“家产”只有家庭男性成员才能参与。异姓功臣虽也多被授封千户，但其名分低于亲族的“忽必”，称作“莎余儿合勒”（汉译“恩赐”）。他们只是作为世袭行政长官替大汗管理“家产”——千户内部众，并不具有兀鲁思“封君”的地位。第二，最初获得兀鲁思分封的亲族人数不多，只有诸弟诸子共八、九人。旁系同姓亲属则因未参与创业，甚至曾与成吉思汗敌对，并未得到分封[20]。第三，用于兀鲁思分封的民户比例不高，大部分草原民户作为家族“公产”，仍隶属于由大汗直接统辖的“大兀鲁思”。拉施特记载成吉思汗时蒙古军队共129 000人，其中分封给子弟者仅28 000人，剩下101 000人皆由自己直辖[21]。如此则大蒙古国“家产”中用于分配子弟的部分尚不足22%。也可以说，这只是一种不彻底的“分产”。其所以如此，可能根源于古代草原游牧经济中家族经营的情况依然残存，同时也是出于突出父家长权力并保持政权对外威势的需要。上述分封特征对大蒙古国、乃至随后的元王朝政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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