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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直勤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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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4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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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孤立地存在于突厥的行政组织中。他指出，类似鄂尔浑河流域突厥碑文上的特勤名号，“也在突厥建国以前早已有之，因为在六世纪初年时，嚈哒（Hephthalites）业已早有这个名号了”[40]。他的依据，应当就是《宋云行纪》的这一条史料。其实，如果他了解早于嚈哒的拓跋鲜卑也有类似名号，甚至，更早的西晋时期，就有“胡王子”自号宜勤（直勤），他一定会从北亚草原游牧社会的部落制度中，寻求更为普遍的解释。
正如拓跋鲜卑的直勤在文献中常常讹写为“宜勤”、“宜勒”或“直勒”，突厥的特勤，在古代文献中也常常被讹写为“特勒”[41]。钱大昕根据石刻史料中皆作特勤，认定文献中的“特勒”都应作特勤。他说：“予谓外国语言，华人鲜通其义，史文转写，或失其真。唯石刻出于当时真迹，况契苾碑宰相娄师德所撰，公权亦奉敕书，断无讹误，当据碑以订史之误，未可轻訾议也。……按古人读敕如忒，敕勤即特勤。”[42]按照钱大昕这一说法，直勤、敕勤和特勤，乃是同一词汇的不同汉译。也就是说，拓跋鲜卑的直勤，嚈哒的敕勤，突厥的特勤，以及西晋某胡族的直勤，反映的是同一种制度。
《周书》卷五○《异域下·突厥传》，记突厥制度曰：“大官有叶护，次设，次特勒（勤），次俟利发，次吐屯发，及余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为之。”《北史》卷九九《突厥传》、《隋书》卷八四《北狄·突厥传》同。照这种说法，特勤是突厥职官系统中的一级，高于俟利发而低于叶护和设。这种出于中原政权官僚制度的思想背景而产生的对突厥政治组织的描述，未能准确地反映突厥政治组织的面貌与特色。当然，这也起因于对突厥社会与政治的真实面貌，中原人知之有限。
《通典》对突厥政治组织的描述就进了一步：“土门遂自号伊利可汗，犹古之单于也；号其妻为可贺敦，亦犹古之阏氏也。其子弟谓之特勤，别部领兵者谓之设。其大官屈律啜，次阿波，次颉利发，次吐屯，次俟斤。”[43]按照这个记述，突厥可汗的子弟，皆得称特勤，其中别部领兵者则谓之设。护雅夫隶定特勤原音为tegin或tigin，“为突厥诸族可汗（君主）子弟所戴称号之一”[44]。特勤称号是因为与可汗的血缘关系而自然地获得的。韩儒林认为不仅可汗宗族得为特勤，“异姓亦得为之”，其依据是“突厥文《苾伽可汗碑》之撰者，为可汗之甥Yoligh特勤”，外甥而称特勤，故特勤称号“不限于可汗子弟”[45]。可是，依据国内通行的鄂尔浑河突厥文阙特勤碑和苾（毗）伽可汗碑铭文的耿世民译本，碑铭中对碑文作者的自述，都是阙特勤和毗伽可汗的侄子药利（Yollugh）特勤[46]。芮传民综合国内外各种译本所作的新译本，译两碑的作者为阙特勤与毗伽可汗的侄儿夜落纥特勤[47]。苏联学者伯恩什达姆认为，两碑的作者侄子药利“是汗的氏族的直系成员，而且是年纪最小的成员”[48]。法国学者勒内·吉罗也认为，和硕——柴达木碑文的刻写者药利特勤，“根据他的亲族的名称ati来分析，他应该是毗伽可汗的侄子”[49]。药利是毗伽可汗的侄子，而不是外甥，已成定论。韩儒林所据外甥说，当本于旧译，未可采信。
据《旧唐书》卷五七《张长逊传》，张长逊隋末为五原郡通守，“及天下乱，遂附于突厥，号长逊为割利特勤”[50]。张长逊身为隋朝降官而得名“割利”，号曰“特勤”，但是，这不意味着异姓和异族通常可以获得特勤称号。赐以突厥名及特勤称号，相当于赐以国姓，意在给予宗亲地位，是一种政治行为，间接地说明了特勤称号的重要性。贺豆跋（源贺）入魏后亦号直勤，宇文泰及其诸子赐其追随者多人姓宇文氏，杨隋、李唐大量赐北族为国姓，情况都差不多。
突厥有特勤之号者，不限于可汗之子与弟。写作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的药利（夜落纥）特勤，是阙特勤和毗伽可汗的侄子。《北史》记突厥“沙钵略从弟地勤察”[51]，韩儒林认为“地勤”即特勤之异译，并论证沙钵略可汗的从弟名察者亦得为特勤[52]。其实，只要是突厥可汗的男性族人，姓阿史那氏者，即得为特勤。《通典》：“思摩者，颉利族人也。始毕、处罗以其貌似胡人，不类突厥，疑非阿史那族类，故历处罗、颉利代，常为夹毕特勤，终不得典兵为设。”[53]拥有特勤之号，是作为阿史那族人的基本权利，纵使思摩的血统令人怀疑，这项权利也不能被剥夺。
这样看来，特勤、直勤和敕勤等名号，不是政治组织中的一种官称，而是社会结构下的一种身份。这一身份所反映的内容，相当于汉文中的“宗室”，英文中的royal clan，是对血缘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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