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诸远属非太祖子孙及异姓为王，皆降为公，公为侯，侯为伯，子男仍旧，皆除将军之号。[85]
　　按照这个诏令，非太祖（道武帝）子孙即被算作“远属”，不得封王。这就把道武帝爵制改革中对宗室的限制和挤压，进一步强化了。“改降五等”的确得到了贯彻执行，连王融列为北魏重臣之首的东阳王元丕（直勤渴侯），由于是烈帝翳槐的五世孙，也“例降王爵，封平阳郡公”[86]。《南齐书》载孝文帝“改降五等”诏令，有“烈祖之胄，仍本王爵，其余王皆为公，公转为侯，侯即为伯，子男如旧”句[87]。以烈祖为断限，而不是以太祖为断限，与《魏书》异。可是元丕身为烈祖子孙，仍然“例降为公”，可见《南齐书》作烈祖误，当从《魏书》。
　　凡神元帝之后皆得为直勤，凡神元帝之后亦皆属宗室，这是拓跋氏部族传统所决定的。然而，当孝文帝明确地以道武帝子孙与非道武帝子孙把拓跋宗室一分为二之后，毫无区别、不能反映亲疏远近关系的直勤制度，的确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所以我认为，直勤制度就是随着“改降五等”而被孝文帝取消的。传世的孝文帝《吊比干碑》碑阴题名皆具官爵，中有元姓宗室十三人，不见直勤名号，也是一个证据[88]。
　　依照华夏宗法传统，宗亲关系随世代而递减（所谓“杀”）。北魏接受华夏宗法文化之后，势必也要依世代远近而决定其宗亲关系。这是孝文帝汉化改革之后难以逆转的大势。可是，考虑到拓跋鲜卑代北集团一百年前还处在部族传统之下，大多数鲜卑民众对中原文化还相当隔膜，这种变化来得的确过于猛烈。那些因为这一变化而被剥夺或部分地剥夺了政治经济特权的拓跋贵族，对于这些变化即便无力抗拒，适应起来也相当困难。
　　孝明帝熙平二年（517）七月，洛阳朝廷发生了一次有关宗庙礼制的争论[89]。道武帝之子阳平王熙的曾孙江阳王元继上表，对于自己不能参预庙祭道武帝，表示不满。元继是道武帝玄孙，相隔五世，但是他在献文帝时出继京兆王黎之子京兆王根，因而又成为道武帝的曾孙[90]。而从道武帝到孝明帝，已传八世，从宗法传统看，元继早成疏属，自然不能参预宗庙祭典。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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