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元继自己的观点看，他作为太祖的曾孙，却不能参预在太祖庙中举行的宗庙大祭，实在不能接受。所以他愤愤地说：“臣曾祖是帝，世数未迁，便疏同庶族，而孙不预祭。……今臣之所亲，生见隔弃，岂所以桢干根本，隆建公族者也？”参与争论的，多数坚持宗法原则，不同意元继预祭。任城王元澄等尤其维护孝文帝礼制改革的精神，说：“江阳之于今帝也，计亲而枝宗三易，数世则庙应四迁，吉凶尚不告闻，拜荐宁容辄预。高祖孝文皇帝圣德玄览，师古立政，陪拜止于四庙，哀恤断自缌宗。”正如参加讨论的李琰之所说，假使太武帝诸子中有活到今天的，那么依照现行礼制，是不是连他也不能参预庙祭大典呢？李琰之主张“因宜变法”，后来也得到胡太后的同意，这场礼制之争才算告一段落。
可是，这场争论所反映的，并不仅仅是典章制度的问题。这场争论是拓跋宗室内部深刻分裂的一个表现。孝文帝的“改降五等”，把拓跋宗室划分成道武帝子孙和非道武帝子孙两个阵营。现在，随着典章礼乐全面的华夏化，也随着世代的进一步增加，在道武帝的子孙内部，又要进行新的分割了。依据五服理论，到孝明帝时候，应当绝服除属籍的宗室，甚至包括到了恭宗景穆帝的子孙。《魏书》有这样一条材料：
初，（元）遥大功昆弟，皆是恭宗之孙，至肃宗而本服绝，故除遥等属籍。遥表曰：“窃闻圣人所以南面而听天下，其不可得变革者，则亲也、尊也。四世而缌服穷，五世而袒免，六世而亲属竭矣。……臣诚不欲妄亲太阶，苟求润屋，但伤大宗一分，则天子属籍不过十数人而已。……臣去皇上，虽是五世之远，于先帝便是天子之孙，高祖所以国秩禄赋复给衣食，后族唯给其赋不与衣食者，欲以别外内、限异同也。今诸庙之感，在心未忘；行道之悲，倏然巳及。……”……灵太后不从。[91]
元遥是景穆帝之子京兆王子推的儿子，从辈分上说，还是献文帝的堂兄弟。可是到孝明帝时候，景穆帝子孙已出五服，应当绝服除属籍。灵太后坚持礼制原则，从华夏文化传统的角度看，完全是合理的。但是，元遥所说的“大宗一分，则天子属籍不过十数人而已”，也符合当时宗室人员构成的实际情况。景穆帝子孙众多，在孝文帝以后的北魏政治中相当重要，而现在突然要除其属籍，这无论如何都会引起宗室内部严重的情感挫伤。
无论是元继请求参预宗庙祭典，还是元遥请求暂缓绝服，他们都引据华夏经典，企图从不同的古注中寻求理论支持。这说明孝文帝已经成功地改造了北魏上层社会的政治文化。元继和元遥已经想不起拓跋鲜卑曾经有一个直勤制度时代，在那个时代，神元帝的子孙平等地参预宗庙祭祀和会议，无论世代如何久远，直勤们都是平等的氏族成员，甚至平等地享有继承机会。然而，即使元继和元遥了解直勤制度及其时代，这些洛阳的元氏贵族也不会认同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和制度原则，除非当前社会发生突然的、颠覆性的变动。
问题在于，在洛阳之外，在晋阳以北的秀容川，在阴山东西数千里的六镇地带，那些同样生活在北魏旗帜下的人们，并没有经历洛阳城里的文化变革。在那里，直勤时代的价值、原则、文化风尚甚至语言，不仅残留着，而且可能还居于支配地位。鸿沟越来越深，危机亦越来越迫切。这使我们对于后来发生的造成北魏衰亡的变乱，不仅能够理解，而且还有所期待。
[1]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第3期，20-29页。司马金龙夫妇墓铭又收入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35-36页。
[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灵丘县文物局：《山西灵丘北魏文成帝〈南巡碑〉》，《文物》1997年12期，70-79页。
[3]《宋书》卷九五，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2364页。
[4]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义》，黄山书社，1987年，258页。
[5]《南齐书》卷四七《王融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2年，819页。
[6]《南齐书》卷四七“校勘记”第5条，829页。
[7]《宋书》卷九五《索虏传》，2334页。
[8]《宋书》卷七二《文九王·南平王铄传》，1857页。
[9]《魏书》卷一六《道武七王·河南王曜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395-396页。
[10]《宋书》卷九五《索虏传》，2335-2336页。
[11]《魏书》卷二八《古弼传》，689-693页。
[12]《魏书》卷三○《娥清传》，720-721页。
[13]《魏书》卷二八《古弼传》，载古弼指挥对仇池杨氏用兵时，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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