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和血腥，有时会掩盖、模糊历史转折点的真实面貌，甚至遮掩了转折之前的真相。探寻和了解这些真相，既有助于我们把握北亚民族史的某些重要环节，而且，这些民族的历史细节，又是更一般意义上认识人类历史的重要资料。因此，研究北亚游牧社会部族传统的本来面目及其变化，就成为极有价值的历史学问题。
美国人类学家Barfield指出，以匈奴为代表的内亚游牧国家的组织表现为“帝国联盟（imperial confederacies）”的形式[63]，处理外交事务时，它就是专制国家，而处理内部事务，则依靠协商和联盟的机制[64]。也就是说，北亚游牧国家的政治构造，是一种军事专制政体与部落联盟的复合体，部落联盟的基础，仍是其传统的部族制度。以Elman R. Service的理论看，这正是一种酋邦形态。正如前面所说，随着一步步深入汉地，游牧国家便逐渐转向全面而彻底的专制政体，在处理内部事务中曾经居于主导地位的部族传统，逐渐让位于汉式官僚机器。这就是从酋邦向国家的进化。在这个过程中，部族传统的利用与扬弃，值得特别留心。北魏的直勤制度，是拓跋鲜卑代北集团部族传统的一部分。从考察直勤制度出发，我们可以尝试着探寻北魏国家制度的部族背景及其变化。
三、从直勤制度看拓跋部族的汉化
北魏有所谓“帝之十族”的说法。《魏书》记道武帝天赐二年（405）“祀天于西郊”，“选帝之十族子弟七人执酒”云云[65]。这“帝之十族”是指哪十族呢？《魏书》的《官氏志》有如下一段读史者非常熟悉的话[66]：
“初，安帝统国，诸部有九十九姓。至献帝时，七分国人，使诸兄弟各摄领之，乃分其氏。自后兼并他国，各有本部，部中别族，为内姓焉。年世稍久，互以改易，兴衰存灭，间有之矣。今举其可知者。献帝以兄为纥骨氏，后改为胡氏。次兄为普氏，后改为周氏。次兄为拔拔氏，后改为长孙氏。弟为达奚氏，后改为奚氏。次弟为伊娄氏，后改为伊氏。次弟为丘敦氏，后改为丘氏。次弟为侯氏，后改为亥氏。七族之兴自此始也。又命叔父之胤曰乙旃氏，后改为叔孙氏。又命疏属曰车焜氏，后改为车氏。凡与帝室为十姓，百世不通婚。太和以前，国之丧葬祠礼，非十族不得与也。高祖革之，各以职司从事。”
按照这个说法，到献帝邻时，拓跋氏族发生过一次巨大的分裂，一分为八，加上先已分出的两支，共有十支氏族，由于十族同源，故称“帝之十族”。十族各得其姓，帝室得姓拓跋，或自此始。这段话列举九姓之后，非常明确地地说“凡与帝室为十姓”，帝室是独立于九姓之外的，只有姓拓跋的才属于帝室。因此，康乐先生“帝室十姓”的说法，恐怕不能成立[67]。还是使用史籍中“帝之十族”的说法比较稳妥。这一次氏族分裂，如果的确发生在献帝邻时期，而不是稍晚，那么我们可以以慕容鲜卑历史上的慕容廆与吐谷浑的分裂来作一比较。从慕容氏族分裂出去的吐谷浑氏族，得姓吐谷浑。献帝邻与兄弟分开之后，每人各有所领，自成一族，也各得一姓。这与慕容鲜卑的分裂基本相近。不同的是，慕容与吐谷浑两支此后各有传承，虽然同祖同源，却互不来往。在拓跋鲜卑中，九姓分裂出去以后，并没有高飞远走，而是仍然与拓跋氏族保持同部落或同联盟的政治及社会关系。马长寿先生认为，献帝邻时期所发生这一重新组合，表明鲜卑部落联盟的地域关系正在超越血缘关系[68]。这显然是对拓跋集团的部族发育估计过高[69]。我认为，献帝邻时期发生的这一氏族分化，可能是拓跋集团从部落阶段向酋邦阶段转化的一个标志。
据《魏书》卷一《序纪》，拓跋鲜卑从“大泽”（呼伦贝尔地区）南迁，始于献帝邻晚年，完成于洁汾时期，在“匈奴故地”（阴山中东部地区）站稳脚跟，则是力微时期。献帝邻时期的部族分化得以成为此后拓跋集团的基本框架，应当与南迁和南迁后力微时期拓跋部的衰而复兴有很大关系。拓跋珪建国后，尊力微为始祖神元皇帝，意味着只有力微的子孙被视为拓跋氏族成员。从前面的考证看，这也恰恰就是北魏直勤的范围，后来北魏宗室亦以此划定范围。不知道献帝邻除洁汾外是否还有儿子，也不知道除力微外洁汾是否还有儿子。如果他们另有儿子，那么这些儿子的后代是不是也得姓拓跋呢？这个问题尚有待今后的研究[70]。
《文苑英华》所收庾信《周使持节大将军广化郡开国公丘乃敦崇传》，对北魏“帝之十族”的来历，提供了另一个解说：“魏道武皇帝以命世雄图，饮马河洛，兄弟十人，分为十姓，辨风吹律，丘氏即其一焉。”[71]澳大利亚学者Holmgren可能就是受庾信此文的启发，对《魏书》前述的说法发生了怀疑，而主张十姓的格局完成于道武帝时期[72]。庾信对北魏历史了解不多，所述模糊影响，似是而非。道武帝幼而丧父，哪里有什么“兄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