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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冷战史学的变迁与杜勒斯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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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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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去处理美国的外交政策。R. Drummond and G. Coblentz, Dual at the Brink: John Foster Dulles’ Command of American Power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60), p.25; Hans Morgenthau, "John Foster Dulles," An Uncertain Tradition: American Secretaries of Stat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cGraw-hill, 1961), Norman Graebner ed., p.302.严格地讲，“推动者”、“设计师”之类的提法，本身并不是对艾森豪威尔的威望和决定权的否定，“传统派”学者也承认，杜勒斯的权力来源于总统对他的充分信赖。但他们的确偏重杜勒斯的作用，强调他对艾森豪威尔的影响，认为大多数政策构想都出自杜勒斯。
“修正派”的主流地位是在80年代确立的，但具有“修正派”性质的研究成果在70年代就已经大量出现。这既得益于文献的增多，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艾森豪威尔的声誉在70年代以后直线上升，与经历了越战创伤、经济危机而情绪低落的美国公众对50年代美国的“领导地位”以及相对和平与繁荣局面的怀旧情绪直接有关，有关研究具有鲜明的保守主义特征。1975年以来艾森豪威尔图书馆大量官方和私人文件逐渐开放，不但直接推动了“修正派”史学的发展，还使得70年代后半期和整个80年代成为美国外交史研究的“艾森豪威尔时代”. 这些材料主要有利于填补与艾森豪威尔有关的空白，与杜勒斯直接相关的材料相比之下要少得多，而且杜勒斯本人既没有留下任内的日记，更不可能有回忆录，人们以往利用较多的《杜勒斯文集》(普林斯顿大学藏)也主要由其早年的公开文献组成，虽有助于了解杜勒斯的生平与思想，却不能完全反映政策的来龙去脉。有人还指出，由于杜勒斯过于谨慎、含蓄，经常有意掩盖自己的想法，其个人文件有时甚至会对研究者产生误导〔R. Immerman, ed., John Foster Dulles and the Diplomacy of the Cold War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7〕.
罗伯特?迪万、弗雷德?格林斯坦和史蒂芬?安布罗斯等人在80 年代初发表的著作，正式确立了艾森豪威尔修正派史学的统治地位。迪万的《艾森豪威尔与冷战》一书，总结了70年代的“修正派”成果，认为艾森豪威尔的作用被严重低估，艾森豪威尔只是需要“利用”杜勒斯的外交知识与技巧。在迪万看来，艾森豪威尔的主要功绩是避免了海外军事干预，尽管这些成就“本质上都是否决性的”，但他使冷战得到了控制，避免了核战争，其稳健、审慎和克制是其继任者们所难以企及的。安娜?纳尔逊通过研究艾森豪威尔与安委会的关系，也得出类似结论。格林斯坦则强调艾森豪威尔在领导艺术方面的“隐蔽”风格，他在幕后控制着决策过程并作出了一系列关键的决策，但为了回避抨击和避免分裂，他往往不愿公开表明个人的立场和作用，而是让杜勒斯来充当其冷战政策的“避雷针”. Robert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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