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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冷战史学的变迁与杜勒斯研究

时间:2009-7-24 13:56:13  来源:不详
sp;1973), pp.xiv, 267-283; 另见Foster Rhea Dulles,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ommunist China, 1949-1969 (New York, 1972), pp.150-165. 
   罗伯特?迪万的《艾森豪威尔与冷战》是“修正派”观点的奠基之作。他认为艾森豪威尔决定了美国的政策并使危机圆满结束。他将杜勒斯的大规模报复论运用得恰到好处,“其政策的妙处在于,至今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他是否会对进攻沿海岛屿作出军事反应。" Robert Divine, op.cit., pp.10-66.迪万所依据的主要是一些二手材料,但他的观点引起了其他“修正派”学者利用档案材料进一步研究的兴趣。张少书等“后修正派”学者则认为,艾森豪威尔的领导能力未必那么富于技巧和果断从容,其“模糊”战术也得不偿失。Gordon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98, 121; C. Pach, Jr. and E. Richardson, op.cit., p.104.艾西奈利等人还批评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反应过度,过分冒险,认为战争得以避免“应归功于中共的谨慎和远见,而非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外交技巧”. Robert Accinelli, Crisis and Commitment: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Taiwan, 1950-1955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6), pp.123-125; Thomas Stolper, China, Taiwan and the Offshore Islands (New York, 1985), pp.86-87. 
   南希?塔克的看法则介乎“传统派”与“修正派”之间。她认为杜勒斯对远东的现实知之甚少,始终将中国看作苏联的傀儡,竭力主张对大陆施加经济压力。但塔克强调,杜勒斯十分谨慎,他无意卷入战争,而且他后来相信是蒋介石挑起了冲突,目的是把美国拖下水,正是两次海峡危机使杜勒斯改变了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想法,转而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普鲁森重点考察了当时的政策环境因素,他认为,尽管杜勒斯也看到保卫沿海岛屿并无多大意义,但迫于国内政治压力和蒋介石的顽固不化,他设计了一条含有许多危险因素的行动路线。但加迪斯不同意普鲁森的观点,他认为杜勒斯的做法并未超过合理的限度,他主要是想利用危机促进中苏的分裂。Nancy Tucker,  "John Foster Dulles and the Taiwan Roots of the ‘Two China Policy’," in R.Immerman, ed., op.cit., pp.235-262; R.Prussen,  "John Foster Dulles and the Predicaments of Power,"  ibid, pp.21-46; 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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