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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冷战史学的变迁与杜勒斯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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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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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斯是主要决策者的传统观点提出挑战，对“修正派”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但他后来强调，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实际上各有所长，主要是一种密切合作的关系，不存在谁操纵谁的问题。R. Immerman, "Eisenhower and Dulles: Who Made the Decisions?" Political Psychology, No. 1, Autumn 1979, pp.21-38; idem, ed, op.cit., pp.8-9.
冷战史学家约翰?加迪斯在80年代初出版的《遏制战略》一书中他就声明自己与“修正派”的观点有所不同。他认为，主要由艾森豪威尔界定政府应该追求哪些利益，而由杜勒斯确定这些利益面临哪些威胁。杜勒斯从未享有过杜鲁门在1949年以后给予艾奇逊的那种自由度，但杜勒斯比艾森豪威尔更有韧性，因而有时能够凭借顽强的毅力实现自己的主张，结果产生的外交战略是两人观点的“混合物”。但加迪斯此时并未完全脱离“修正派”的窠臼，对杜勒斯也颇有微词，认为他过分看重了意识形态因素。John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136, 129.加迪斯在1988年的一篇论文中也改变了自己的许多看法。John Gaddis, "The Unexpected Dulles" , in R.Immerman, ed.op.cit., pp.47-78.
因此，所谓“后修正派”实际上还是一个内涵比较模糊的概念，除了部分立场比较鲜明的作品外，并无十分确切的指向，可以用来泛指80年代后期以来研究者们所提出的一些相对于“修正派”而言的新问题、新观点，或新的研究视角,无论其目的是出于对“修正派”的批评、补充还是再修正。不过我们大体上还是可以看到“后修正派”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他们不像“修正派”那样充分肯定艾森豪威尔的领导能力并对其大多数政策给予很高的评价，而是毁誉参半，在某些问题上甚至提出尖锐的批评，尤其是强调艾森豪威尔虽然避免了战争，却并未赢得和平。参见Stephen Rabe, "Eisenhower Revisionism: A Decade of Scholarship," Diplomatic History, Vol.17, No.1 (Winter 1993), pp.98-100.二是他们也不同意“修正派”过分强调艾森豪威尔的绝对权威，贬低甚至忽略包括杜勒斯在内的政策顾问们所起的（有时甚至是关键的）作用。他们认为参与决策的其他一些人，绝非一些唯唯诺诺、完全受艾森豪威尔支配的人物，他们有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有时甚至会不顾总统的意愿而按照自己的主张行事。参见Tor Egil Forland, op.cit. pp.221-244.对于杜勒斯，有的“后修正派”学者不仅肯定其主导地位，还对他的外交政策作出很高的评价，如 F.马克斯三世的《权力与和平》。有的强调杜勒斯对艾森豪威尔的影响，如D.拉尔逊认为，杜勒斯运用自己的影响力约束了艾森豪威尔对苏缓和的热情。Fredrick Marks III, Power and Peace: The Diplomacy of John Foster Dulles (Westport, CT: Praeger, 1993); Deborah Larson, "Crisis Prevention and the Austrian State Treaty," &n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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