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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冷战史学的变迁与杜勒斯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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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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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此外，关于杜勒斯与西方盟国的关系，研究者也是各执一辞。古尔德-亚当斯认为杜勒斯“最主要的罪责是没有能够把西方团结起来”。另一些人却认为，欧洲作为杜勒斯全球战略的关键地区，恰恰是他表现最出色的方面。R.Goold-Adams, op.cit., pp.295-300; Rolf Steininger, "JFD, the EDC, and the German Question" , and H. Grabbe, "Konard Adendauer, and West German-American Relations" , in R.Immerman, ed., op.cit., pp.79-132.
三 杜勒斯与美国对苏政策
作为美国冷战政策的主要方面，对苏政策自然也是争论的焦点，对杜勒斯的许多认识其实都与这个方面有关。研究者们的分歧首先在于，在杜勒斯眼里，美苏之间更重要的究竟是意识形态的对立，还是现实利益的冲突，对杜勒斯的政策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哪一方面。
“传统派”在这方面对杜勒斯的批评以胡普斯、霍尔斯蒂、凯南、格雷布纳等现实主义理论家的观点为代表。霍尔斯蒂认为，杜勒斯将美苏冷战视为两种尖锐对立的信仰和价值观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苏联的任何和解姿态，在他看来不是诡计便是虚弱的表现，结果他不是错过了用和平手段解决美苏争端的机会，就是严重低估了苏联的实力。Ole Holsti, " ‘The Operational Code’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Leaders: John Foster Dulles’ Philosophical and Instrumental Beliefs,"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 (March 1970), pp.123-157; idem, " Cognitive Dynamics and Images of the Enemies: Dulles and Russia," Enemies in Politics, eds. David Finlay and Ole Holsti (Chicago, 1967), pp. 25-96. 汤森?胡普斯也指出，共产主义体制“固有的邪恶和不道德”以及“在物质力量上天生不如西方”，是杜勒斯对苏政策的根本前提，因此他坚持推行孤立、削弱和摧毁共产主义的政策，既看不到潜在的和解因素，更无意去创造和解的条件，甚至不愿进行认真的谈判，从而在斯大林去世之后和1955-1958年间分别错过了与苏联和中国实现缓和的机会。T. Hoopes, Devil and John Foster Dulles, pp.488-489.
迈克尔?古欣的《一个政治家及其时代》集中反映了“传统派”中对杜勒斯的肯定。古欣认为，杜勒斯在苏联问题上的考虑是相当现实的，他并不认为苏联的扩张企图是源自其天生的邪恶，而主要是出于对外部世界的恐惧和对国家安全的担忧，苏联不会为了推广共产主义而危害自身的安全，苏联的威胁主要不是军事上的，美国的近期目标也不是消灭共产主义，而是避免战争。杜勒斯并不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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