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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冷战史学的变迁与杜勒斯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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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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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1 (Winter 1987), pp.36-38.也有许多人承认艾森豪威尔的核心地位，只是对他的政策褒贬不一。如Stephen Rabe, Eisenhower and Latin Americ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8).因此对“后修正派”的观点不能一概而论。总的来说， 80年代以后，包括一些“修正派”在内的许多著作都提出，杜勒斯“是一个比人们通常的看法还要复杂的人”. G. Bischof and S. Ambrose, eds., Eisenhower: A Centenary Assessment (Louis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0.
可以看出，“传统派”尽管大多认为杜勒斯在决策中起主要作用，但对其政策批评多于赞誉。“修正派”则认为艾森豪威尔是主要的、且非常高明的决策者。此外，既然认为政策都是艾森豪威尔制定的，杜勒斯只不过是执行者，他们又不同意“传统派”根据杜勒斯的公开表现所得出的某些片面和简单化的结论，对杜勒斯的批评反而较“传统派”为少。“后修正派”大体上是想通过利用一些新近公布的材料，对“传统派”和“修正派”的研究成果进行新的综合，其中也包括在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之间建立某种新的平衡，因而有明显的折中色彩。过去几十年对杜勒斯的研究，一言以蔽之，仍不外美国学术界常见的由“正题”到“反题”再到“合题”的路数。
因此可以说，自“修正派”出现以来，就其对政策制定的影响而言杜勒斯的地位总体上看已大为下降，从主角降为主要参与者，但形象却在不断改善。特别是80年代后期以来，对杜勒斯的评价又有上升的趋势，这主要表现在更多的研究者开始注意到杜勒斯所面临的各种制约因素，认为杜勒斯是一个思想深邃、性格复杂的人物，其公开言论和公众形象与实际情况有较大的出入，并更多地强调其灵活务实的一面。实际上，冷战高潮时期的美国领导人声誉都在不断攀升（杜鲁门近年来已是排名第一的战后总统），这一学术变迁的国际背景和心理根源是显而易见的。 二 众说纷纭的个案
上述三派的划分，主要依据有二：一是它们对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在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看法不同；二是对杜勒斯或艾森豪威尔外交政策的总体评价也不同。这大致反映了艾森豪威尔-杜勒斯研究的阶段性，但这种划分相当粗略，实际情况要远为复杂，因此还有必要从一些具体问题入手，对代表性的观点和主要争论作一个简要的评述。
杜勒斯的对华政策，特别是他对台湾海峡危机的立场，是最有争议的话题之一。“传统派”史家强调杜勒斯的主导地位，认为杜勒斯将中国视为莫斯科的附庸，坚持美国必须保卫沿海岛屿，为此不惜与中国开战。David Heller and Dean Heller, op.cit., Chapter 17; Hans Morgenthau, "John Foster Dulles," in N.Graebner,ed., op.cit., Chapter 18.进入70年代后，艾森豪威尔的作用开始受到注意。汤森?胡普斯在《魔鬼与杜勒斯》一书中虽然认为杜勒斯是美国外交政策“无可置疑的主要推动者和思想源泉”，但在这个问题上他却不同意“传统派”的论点。他认为艾森豪威尔以出色的协调能力和巧妙的政策路线使美国“在绥靖和全球战争之间那条危险的夹缝中涉险过关”. Townsend Hoopes, The Devil and John Foster Dulles (Boston: Little Brown,&nb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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