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 杜赞奇利用满铁资料对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进行分析之后，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中提出了乡村基层领袖在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扮演着“经纪人”角色。他将“经纪人”分为两类：一是“赢利型经纪”，他们将小农视为榨取利润的对象；一是“保护型经纪”，他们代表社区利益，并保护自己的社区免遭国家的侵犯。
[2] 中共中央转发《廖鲁言同志关于乡村财政、农民负担、乡村小学教育及乡政工作的情况和意见》，1952年11月12日。
[3] 同上。
[4] 同上。
[5] 《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财政卷》，第704页，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
[6] 《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财政卷》，第742－746页，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
[7] 西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西北乡镇地方财政基本情况及今后改进意见》，1952年。《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财政卷》，第755－756页，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
[8] 《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财政卷》，第742页，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
[9] 《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财政卷》，第738－739页，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
[10] 《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财政卷》，第742－746页，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
[11] 西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西北乡镇地方财政基本情况及今后改进意见》，1952年。《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财政卷》，第755－756页，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
[12] 还可参见《薄一波同志关于乡（村）镇各种摊派项目繁多问题向主席的报告及主席的批示》，1952年12月18～19日。
[13] 参见财政部：《关于1953年度预算编制的几项具体规定》，1952年11月29日。《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财政卷》，第96－98页，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
[14] 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适应人民公社化的形势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定》，1958年12月20日。
[15] 国务院秘书厅：《群众来信来访反映》第170期，1962年4月8日。
[16] 国务院秘书厅：《群众来信来访反映》第446期，1964年6月27日。
[17]  温锐、游海华：《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0页。
[18] 苏明：《部分县乡财政困难》，《经济日报》2002年1月18日。
[19] 参见孙潭镇、朱钢：《我国乡镇制度外财政分析》，《经济研究》1993年第9期；樊纲：《论公共收支的新规范——我国乡镇“非规范收入”的个案研究》，《经济研究》1995年第6期。
[20] 苛捐杂税的极端事例，可见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第151～15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21] 参见财政部：《乡（镇）财政管理试行办法》，1985年12月。
[22] 参见胡书东：《中国农民负担有多重——农民负担数量及减负办法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1期。
[23] 详细情况可参见苏明：《部分县乡财政困难》，《经济日报》2002年1月18日；苏明：《部分县乡财政困难》，《经济日报》2002年1月18日；赵树凯：《乡镇债务源于政府体制》，《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9月23日。
[24] 《“数字”三农》，《决策咨询》2003年第5期，第10页。
[25] 所谓的“黄宗羲定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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