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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来中国乡村政权职能与农民负担关系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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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6:4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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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有增无减；三是财政收入没有新的来源（如新的纳税主体或新的收入），只能在原有的纳税人身上打主意。因此，从目前来看，我们的农村税费改革是可以避免“黄宗羲定律”的，这就是可以通过改造乡村基层政权（约束其权力）和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双管齐下”，跳出“黄宗羲定律”所描述的怪圈。
（2）地方财政“入不敷出”的主要原因，是其“事权”与“财权”的失衡。历次改革，多是在划分收支、规范税费上打主意，但是很少从规定和约束“事权”上下功夫，上级政府（特别是包括中央政府），既缺少界定各级政府“事权”的法律法规，也很少约束自己向下布置“事务”的权限，因此在我国目前这种自上而下、高度中央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吏必然“眼睛向上看”（因为上级决定他们的现状和前途），对所有上级部门交办的事情，哪怕人力、财力不够，也要勉为其难。更何况可以趁机增加人员、机构甚至通过转嫁负担增加收入呢？因此，在改造乡村基层政府，约束其权力的同时，必须进行上级政府职能转变的配套改革，明确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严格规范县以上政府的行政行为。
（3）扩大中央和省市政府对乡镇财政的转移支付和公共产品的供给范围。新中国建立以来，为了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我国在社会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城乡分隔政策，即农村许多公共产品的供给基本上是由农村自己解决的（例如文教卫生、计划生育、科技推广、基础设施等），从而使得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人口在最基本的教育、卫生、计划生育等方面出现较大差距，同时越是落后的乡村越感到压力大、财力不足、农民不堪重负。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5年的经济快速发展，时至今日，一方面，中央政府拥有了巨大的财力可供调配；另一方面，从各种产业人均资源占有率、发展成本、收益率等来看，中国想主要依靠农业来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差距，是不可能的，80年代那种依靠“包产到户”和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所产生的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的好事已经“时过境迁”。因此，要缩小目前过大的城乡差距和扩大内需，应考虑由政府通过扩大公共产品供给和财政转移支付来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村居民收入。例如：免征农业税；通过中央政府“统筹统支”农村教育经费和农村计划生育经费；国家提高对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财政补贴，国家提高对农业科技和推广工作的财政补贴等。
（4）近代以来的历史显示，农民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各基层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农业经营规模的细小和分散，使得他们不仅无力应对市场的变化，在市场的博弈中出于不利地位；而且也无力影响政府的决策和约束政府的行为。毛泽东曾经想通过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将农民组织起来，但是这种依靠行政手段、自上而下、实行公有的组织，结果是束缚了农民。历史经验和现实存在的问题都说明，农民不需要强加于他们身上的组织，但是需要他们可以进退自由的互助性、服务性组织，如各种各样的合作社、联系全国的专业组织，能够反映农民诉求的各种非政府组织，这些农民自己组织或有社会各团体和志愿者参与的非政府组织，或者可以填补政府职能的某些空白，或者为农民可以提供成本更低、更优质的服务，这是我们在改造、规范各级政府职能同时所要进行的另一项长远和重大的举措。 主要参考文献：
1、袁镜身主编：《当代中国的乡村建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2、财政部《中国农民负担史》编委会：《中国农民负担史》，中国财经出版社，1994。
3、陈吉元等主编：《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
4、陈如龙主编：《当代中国财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5、宋洪远等：《改革以来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政策的演变》，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6、熊景明主编：《进入21世纪的中国农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
7、章敬平、章青松：《2000亿债务“围困”乡镇》，新华网，2001年6月20日。
8、于建嵘：《岳村政治》，商务出版社，2001。
9、徐勇、徐增阳：《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百年回顾》。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2003年8月8日。
10、沈延生：《中国乡治的回顾与展望》，《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1期。
11、徐勇：《精乡扩镇、乡派镇治：乡级治理体制的结构性改革》，《中国农村发展论坛》交流论文。
12、胡书东：《中国农民负担有多重——农民负担数量及减负办法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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