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这种贡赐贸易，对于西北少数民族来说是一种有厚利可图的生意，故一些商人往往或随同使节一同前来，或冒充使节前来贸易，以此获得较一般正常的贸易更加有大的利润。如早在汉代西域罽宾“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③]。这些少数民族的商人及外商，或打着“使节”的旗号，或随同使节一同前往中原，以“进贡”的名义得到中原王朝的“赏赐”，从而获得更大的商业利润。对于中原王朝来说，也热衷于这种贡赐贸易，如隋代河西地区在当时充当着中外贸易的中转站的重要地位，史称“西域诸胡多至张掖交市”[④]。隋炀帝令娴熟于中西交通的大臣裴矩“于武威、张掖间往来”，以“引致”少数民族及外商同中原王朝交易[⑤]。在交往过程中，隋政府采取相当优惠的政策，“啖之以利，劝令入朝”[⑥]，以此来鼓励其与隋政府贸易。这种情况在唐代也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由于这种交往明显地具有政治的边防的色彩，唐玄宗曾经明令“计价酬答务从优厚”[⑦]。

    在茶马互市出现以前，随着中原王朝统治区域的不断扩大与农耕区的逐渐固定，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贡赐贸易也就发展演变为绢马贸易。绢系中原农耕民族首先所生产的丝织品的总称，因其受自然条件及加工技术的限制，游牧民族一般不生产丝织品，而少数民族的上层就其视为高级奢侈品，其消费只能靠马匹及其畜产品与中原民族的的交换来满足，随着少数民族对丝织品需求和中原王朝对于马匹用量的不断增加，绢马贸易相应扩大。像西汉西域所产的汗血马，北朝所出的青海骢，隋代大宛的狮子骢等等，都是当时进贡中原的名马种。这些名马以及一般马匹的获得，中原王朝须得花费数量可观的纺织品。这样，发展到唐代，就开始出现了马价绢。如回纥在平定安史之乱过程中为唐代立过功劳，“回纥恃功，自乾元之后，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至数万马”[⑧]。一匹马换取40匹绢，是当时回纥与唐朝绢马贸易中的标准价。当然，当时的这种绢马贸易是不公平的，具有政治色彩，马价过高，已经成为唐王朝沉重的财政负担之一。

    历史上的贡赐贸易和绢马贸易，在茶马互市出现之前是中原王朝换取马匹及其畜产品、西北少数民族得到绢帛的主要途径，它是中原汉族、周边各少数民族经济往来的主要形式之一。自唐代开始，西北民族交往中的茶马互市逐渐取代了以前的贡赐贸易和绢马贸易。需要在这里强调的是，茶马互市是在传统的贡赐贸易及绢马贸易的基础上兴起并发展起来的，或者说贡赐贸易及绢马贸易是茶马互市的渊源；茶马互市兴起后，贡赐贸易及绢马贸易依然存在，甚至在一些时期茶马互市还明显地带有贡赐贸易和绢马贸易的浓厚色彩。

二、唐宋：西北茶马互市的开拓时期

    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占据今青藏高原的吐蕃政权，主动要求与唐朝划界互市，提出吐蕃于赤岭（今青海胡东岸日月山），互市于甘松岭（今四川松潘县境内）。唐朝批准的互市地点是，交马和互市的地点均在赤岭。当时运往西北地区的茶叶主要来自四川和陕西汉中地区，这标志着正式的民族茶马互市由此开始。[⑨]在历史上贡赐贸易及绢马贸易的基础上，唐代兴起茶马互市是有深刻社会和经济背景的。一是唐朝是我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尤其唐初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民族间和睦相处，贯穿于西北全境的丝绸之路畅通，民族交往比较正常；二是中原地区的茶叶生产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开始有了茶税，贞元九年（793）进一步“立税茶法”，每年税茶“得钱四十万贯”[⑩]。茶叶除了作为内地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外，还有一定数额的剩余用于民族交往。唐代饮茶之风已经十分盛行，已经出现了由陆羽撰写的经典茶叶著作―《茶经》[11]。随着中原农耕地区茶叶生产的发展与饮茶之风的盛行，饮茶风俗也逐渐传入草原畜牧业地区。茶叶具有助消化、解油腻、驱寒湿、提精神的特殊功能,在以肉类、奶酪为主食的且高寒的草原牧民中颇受欢迎。但是受交通运输工具的限制，进入游牧民族的茶叶数量毕竟有限，茶叶一开始只是作为少数民族上层的高级奢侈消费品，社会下层一般与此无缘。

    茶马互市是首先在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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