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近代：西北地区民族茶叶贸易的回光返照

    历史进入到19世纪40年代，依然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王朝，终于在漠然无知中被西方列强的洋枪洋炮敲开了闭关自守的大门，一时间清王朝威信扫地，捉襟见肘。伴随着这一深刻变化，国内统治阶级的腐朽更加明显，行政效率进一步低下，再加上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战乱的影响，使兰州地区的茶销业出现出一种跌宕起伏，由盛变衰的变化过程，最终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处于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41]清末西北地区的茶商东西二柜均受到致命的挫伤，大部分无力继续从事正常的经营，在1862～1874年（同治年间），西柜仅剩魁泰通一家，由于不能单独立柜，只好附属于东柜，而东柜也是非常不景气。[42]清代西北地区的茶马互市自“罢中马之制”后，国家控制互市的局面被打破，民间茶马贸易占据了主导地位。另外，清政府先后在甘肃河西、新疆等地建置牧场，而且牧场的规模巨大，马匹“俱属膘壮”，[43]使得政府所需马匹供应基本上有了着落，单纯靠互市取得马匹的愿望不复强烈。就在西北地区茶马互市衰落之后，历史进入了中国的近代，西北地区的茶叶贸易却有了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繁荣，而这种茶叶贸易不仅仅限于国内民族贸易，而且还有一定数额的国际贸易。

    我们从《甘肃省历案换发茶票数目比较表》中得知，清代末年，甘肃省茶票数目一度保持着直线上升的趋势。[44]甚至在洋务派左宗棠主持整顿茶务“以票代引”后，兰州地区于1910年仍然是“茶务日增”。[45]在全国范围内茶马贸易日趋衰落的形势下，西北地区的茶叶贸易却依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是由西北地区尤其兰州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国际交往需求所决定的。

    近代保证西北地区茶叶运输者主要是当地和山西等地的商人，史称“甘商旧分为东西二柜，东柜多籍山西、陕西，西柜则回民充之”。[46]包括回汉在内的各族商人，常年长途跋涉，为保证西北地区茶叶贸易的顺利进行做出了不可抹煞的贡献。当时，要定期将茶叶由兰州地区运往新疆地区。[47]当然，当时这种运输不仅仅限于国内民族市场，国际市场――如俄国等――对华茶的需求量也是比较大的。俄国人运输华茶等商品的道路主要有4条，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沿着古代丝绸之路，即从汉口－兰州－嘉峪关－俄国这条道路进行的。[48]由于当时的日本、印度和意大利等国先后掌握了种植茶树的方法，因而国外对华茶需求量最大者便是俄国。1881年（道光七年），清政府准许嘉峪关为国际通商据点之一，通过此，由从兰州等地运来的茶叶源源不断地运往俄国。据史书记载，当时俄国所需求的华茶，竟占全俄对茶叶需求量的1/3左右，这对于一个有众多游牧民族的国家来说，华茶市场当十分可观。[49]

    为西北地区社会开放和经济开发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左宗棠，在主持陕甘政务期间，曾经与俄国官吏索思诺福齐一起，在兰州商定有关在西北通商的事宜，当时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将湖南等地的茶叶运往俄国。左宗棠当时的主要用意，一是为其家乡湖南的茶叶寻找出口的途径，二是为甘肃增加商税，以解决军政开支的压力。[50]可见在近代，茶叶仍然是我国向俄国输出的主要商品之一，茶税依然是甘肃地方政府筹集军政费用的基本途径之一。正因为如此，有人在评价左宗棠整顿甘肃茶务时说：“左氏之制实行以来，乃挽回咸同年西北茶销停滞之全局，亦即奠定60年来西北边销之基础也”。[51]

    左宗棠对甘肃茶务的整顿，主要内容包括：一是豁免历年积欠、消除茶商顾虑。针对当时“积课过多，商情咸畏代偿前之额引，故皆裹足不前”的现状，左宗棠下令“豁免积欠课银，停止应征杂课”。[52]左宗棠的这一措施确实击中时弊，调动了茶商从事茶叶运输和贸易的积极性，因为茶销业变成有利可图且比较安全的生意，不少其他商人也转而经营茶叶贸易，使西北地区的民族茶叶贸易发展的比较快。二是组建新柜、恢复茶叶贸易规模。在茶销业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观后，左宗棠一方面整顿原来的东西二柜，另一方面则又组织了新的茶柜――南柜。与东西柜不同的是，南柜茶商主要由左宗棠在湖南家乡的商人组成。南柜商人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茶叶贸易业务迅速发展起来。三是改引为票、严格税制。这是左宗棠整顿西北茶务的核心内容。在左宗棠整顿茶务之前，西北地区的茶商主要靠“茶引”购买茶叶，一引为80斤，茶商可以不拘数额，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