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诸史乘的。唐高祖武德八年（625），突厥、突谷浑等少数民族请求与唐王朝和市，朝廷下诏许之。因及时恢复了与西北少数民族的互市，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出现了“杂畜被野”[12]的盛况。尽管我们今天已经无从确定当时是用何物进行互市的，但是至少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这就是内地盛产的丝织品和茶叶等，是唐政府用于民族互市的基本内容。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长安政府曾经“发使及典傔等，大赉缯绵，将于石国和市犬马”[13]。安史之乱给鼎盛的唐王朝以致命的打击，在长达7年之久的平乱过程中，骁勇剽悍的回纥民族扮演了比较重要的角色。因此在后来的民族贸易中，唐政府对回纥采取了相当优惠的政策，回纥“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14]。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末年，唐政府正式同回纥开始了茶马互市：“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15]。这是茶马互市见于史乘记载的权舆。当时唐政府用缯帛、茶叶同回纥交换时“动致数万马”[16]。唐代“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竭乏，难舍斯须”[17]。茶叶已经成为与柴米油盐一样不可须臾或离的生活必需品。作为少数民族之一的吐蕃，对于茶叶的需求量也与日俱增。松赞干布时，曾经派遣5人专门从事内地茶叶贸易，后来随着饮茶习俗在吐蕃的普及，从事茶叶贸易的吐蕃人就更多了。而吐蕃当时饮茶之风之所以迅速盛行，据说与文成公主的和亲有直接关系。唐代人陈陶《陇西行》诗中曰：“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可见文成公主和亲后，对于在吐蕃民族地区推广中原地区包括饮茶在内的生活习惯，有直接的影响。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唐大臣出使吐蕃时，赞普就拿出品种齐全的包括寿州、舒州、顾渚、昌明等地名茶在内的茶叶。[18]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吐蕃地区的饮茶之风已经非常盛行，茶马互市已经是汉蕃民族之间经济往来的一项比较重要的内容。少数民族对茶叶需求量的不断增加，刺激了全国植茶业的发展，到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唐政府已经开始抽取茶税，当时的茶税率高达10％。[19]茶马互市发展的直接结果，是茶税成为唐代的重要税源与当时财政收入的基本内容之一。当然，唐代时茶叶还只是包括吐蕃在内的少数民族上层的奢侈消费品，一般牧民与饮茶无缘，饮茶之风还没有在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形成。应该说，唐代尽管饮茶之风在少数民族地区兴起，由于受饮茶群体的限制，当时的茶马互市还是零星的、小规模的，绢马贸易仍然在民族交往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五代十国时期，茶马互市在唐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北宋时期，茶马互市迅速发展起来，并且在西北地区形成比较大的规模，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绢马贸易而成为各民族贸易的主要形式，这时的茶马互市形成制度，历代相沿。
宋代茶马之法较唐代为完备，这主要表现为茶商在从事茶叶民族贸易时须持有政府发放的凭证――茶引。按当时政府规定，商人只能在指定的市场内方可从事正常的民族贸易活动，所谓“引与茶必相随”[20]就指此。当时的茶引，是指由宋朝官府发放给茶商的营业执照，商人执茶引后方可合法经营。宋代茶引的出现，意味着封建政府对茶马互市的重视，以及中央政府对民族贸易控制的加强，同时也说明茶马互市税收在政府财政收入中所占比例的提高。另一方面，宋代西北少数民族从王公贵族到普通牧民，无不嗜茶如命，已经是一天也离不开茶业了，他们经常驱赶着马群到边市上，与汉族商人换取茶叶，或者直接向朝廷贡马，渴望回赐茶叶。西北少数民族已经将茶叶由奢侈品普及为日常生活必需品，其对内地所产茶叶的需求与依赖与日俱增。如果说唐代同西北少数民族互市时，除茶叶外还有大量的绢帛等手工业品的话，宋代这种贸易则非茶叶莫属了。宋代一度曾经用银两、绢帛来购买和换取西北少数民族的马匹，但是因销路不畅通，“银绢钱钞，非蕃部所欲”，最后不得不改为以“名山茶为易马用”[21]。茶马贸易在宋代西北民族贸易中确实成为有厚利可图的生意，“茶之为利甚博，商贾转致西北，利尝数倍”[22]，应该说是有道理的。
北宋初年，西北的原州（今宁夏固原）、渭州（今甘肃平凉）、秦州（今甘肃天水）、德顺军（今甘肃静宁）等地是汉、藏、党项等民族贸易的比较固定的据点，当然也就成为当时民族茶马互市的主要场所。当时主要以四川、陕西等地的茶叶换取西北少数民族的马匹。除此之外，还有河东、川峡等处的互市地点，据估计当时每年茶马互市的马匹交易额高达3万匹以上。北宋神宗以后，茶马互市的重点则逐渐转移到熙秦地区。神宗时设熙河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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