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中马之制”时，清政府通过茶马司向商人征收实物――茶叶，当时的征税额高达50％，一旦按数征税后，则允许商人自行处理长途贩运的茶叶，沿途关卡不得再向茶商征税。官商平分茶叶，保证了西北地区5茶马司的茶马互市的基本货源――茶叶。另外一方面，向商人征税实物税，也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雍正三年（1725）规定，在甘肃5茶马司贮存的茶叶，先以康熙六十一年（1722）为始，每隔5年处理一次旧茶，并且成为定制。[38]

    但是，清代西北地区的茶马互市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早在康熙年间就已经出现了“无马可中”的局面，这一方面因为随着国家边境的确立与国内战事的明显减少，而政府开辟的牧场又有所发展，对于少数民族地区马匹的获得，已经显得不如过去那样迫切；另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政府的民族交往限制的相对减少，清政府对于民间正常的茶马互市的控制也就不如以前严厉，这使得在官府直接控制的茶马互市萧条的情况下，民间贸易却有了长足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西北官府控制的茶马互市萧条的同时，兰州地区的茶马互市的地位却在迅速提高。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到乾隆时期，商人自行贸易的状况非常普遍，政府难以直接垄断茶马互市，而且不管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考虑，这种垄断已经没有必要了。这样以来，清政府不得不更弦易辙，其所关心的只是如何向商人征收税收了。为了有效地在茶马互市中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清政府改变历代皆在西北地区设茶马司总其事宜的做法，“罢中马之制，令商纳税银”，并以兰州“道理其事，分西（宁），庄（浪）、甘（州）三司，额引九千九百八十二，每引一税茶，十封以一封交茶，九封折银”。[39]按当时规定，每封茶缴银3钱，每引折银2两7钱。这样，兰州一跃成为全国茶马集散地，成为西北茶马互市的中心。

    乾隆年间，因茶马集散地兰州缺少马匹，清政府不得不开始“罢中马之制”。陕西总督杨应琚称，兰州等地罢中马之制后“改征折色”，是因为这里“库贮官茶”过多的缘故。据杨应琚统计，从乾隆七年至乾隆二十四年的18年间，兰州库存的茶叶多达150余万封。[40]以每封5斤计，当时兰州地区所管辖的国库当有茶叶800万斤左右。由此可见，罢中马之制是民间茶马互市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民间民族贸易景气，官商腐败无竞争能力的有力证据。

    罢中马之制后，凡从事茶叶贸易的商人，都得向兰州官府缴纳一定数额的商税。相形之下，现在征收的不再主要是实物――茶叶，而是剩余劳动的结晶――货币（银两）。这一变化对刺激商人从事长途贩运茶叶的积极性颇有意义，商人有了较多自由从事民族贸易，茶叶交易变得比以前更为有厚利可图的生意了。同样，这一变化对于清政府来说也是非常有利：一方面随着商人积极性的提高，运茶数量与日俱增，政府的税收在相应提高；另一方面，主要地向商人征收货币这较以前多收茶叶而造成国库严重积压来说，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当然，这一方面的变化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即受资本主义萌芽后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

    总之，清代自“罢中马之制”后，西北地区茶马互市开始走下坡路，其历史地位日趋衰落。当然，就西北地区来说，清代这里的茶马互市的发展和演变是不平衡的，在整体衰落的同时，兰州地区的茶叶贸易却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清代末年，运销西北地区的茶叶除了由陕西生产的一部分外，主要来自湖南、湖北、四川等地，尤其两湖地区的茶叶，是西北地区茶销业的大宗。19世纪50～50年代，是国内内乱不止，民不聊生的特殊岁月，著名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陕甘回民起义，使两湖和陕甘地区兵燹连年，正常的商路受阻，西北地区的茶销业严重受到影响。不仅如此，腐朽的清政府还在商路沿途严密的封锁和严厉的盘查，茶商不能够到茶叶产地进行购买，即使商人购买了茶叶也不能顺利运送到西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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