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宋、金鼎足而立时，它们之间的贸易一般是通过榷场来进行的，兰州等地的榷场地位在当时显得十分重要，系西北茶马互市的中心地。除此之外，河陇地区还是西夏同内地进行贡赐贸易的货物集散地，以及中原与西域、青藏贸易的商品交换的中转地，其中宋金间的茶马互市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由于入主中原的由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其统治民族是以从事畜牧业生产而著称的，其马匹比较充足，茶马互市在这时显得无足轻重。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元朝在民族贸易方面一点值得称道的地方也没有，其中如西北地区的藏族所进行的朝贡，内容就包括马匹。实际上当时的这种朝贡和回赐就是一种特殊的民族贸易形式。据记载，元朝时西北地区藏族僧俗贵族朝贡者比较普遍，往往是接踵而至。同时，元朝也常常在西北民族地区进行进行和市，其中包括茶马互市这样的内容。

    总之，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西北地区茶马互市的开拓阶段，这为明代在这里的茶马互市的高度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明代：茶马互市的鼎盛时期

    明代是西北地区茶马互市空前繁荣的时期。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明朝为了抵御蒙古，迫切需要从西北地区获得大量战马；二是受当时内地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民族贸易在西北地区也相应有所活跃，而茶马互市则是这里进行民族贸易的最主要的内容之一。[23]明代西北地区茶马互市与以前有比较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其是与当时军事防御相配套的一种带有政治谋略的经济政策。明代初年，政府在哈蜜以东，嘉峪关以西，青海胡、柴达木盆地一带建立了安定、曲先、阿端、罕东、沙州、赤斤、哈蜜等关西地区七卫，以对游牧于这里的蒙古、撒里畏兀儿等民族进行统治。明廷对西北各族实施政治统治的过程中，特别重视利用少数民族生活必需品茶叶作为对其控制的手段，与此同时，内地所需要的马匹，也主要由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提供。有明一代，西北地区的茶马互市空前繁荣，系茶马互市的黄金时代。

    明代的茶马互市机构较以前更加完备，设置了官营茶马互市的专门机构――茶马司，以管理内地与西北各族之间茶马互市的进行。早在明太祖朱元璋时，当全国的战争还没有结束隋代形势下，鉴于对马匹需求数量巨大和迫切，便多次派员到盛产马匹的西北藏区或购买或用实物进行交换马匹。洪武八年（1375），内使赵成携带丝织品和巴茶到河州进行易马活动，明代官员易马的价格明显高于市场价格，前来交易马匹的少数民族络绎不绝，就连贵德一带的藏族，也长途跋涉前来进行交易。明王朝的易马活动可谓旗开得胜。明朝紧接着由户部以60万锭的巨额款项，在西北的茶马互市的重要据点西宁、河州和岷州等地买马达7，000匹。洪武二十五年（1392），又以30万斤茶叶的代价，换取10，300余匹马匹。明王朝一开始的这几宗马匹贸易的规模非常大，说明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对于茶马互市或马匹交易的积极性比较高。随着明朝对西北各地统治的巩固，开始将茶马互市逐渐确定为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就曾经设置河州、西宁、甘州诸茶马司，以作为明王朝在西北地区获取战马的主要场所。[24]茶马司的设置在后来的历史中多有变化，但至万历年间有河、洮、岷、甘、西宁、庄浪等6茶马司，其中河州、洮州、甘州、西宁4茶马司设置时间最长，终明之世没有多大变化。明代茶马互市制度的比较完善，主要表现在朱元璋洪武（1368～1398）年间实行了金牌制度：

    制金牌信符，命曹国公杨景隆赉入番，与诸蕃要约，篆文上曰“皇帝圣旨”，左曰“合当差发”，右曰“不信者斩”。凡四十一面：洮州火把藏思囊日等族，牌四面，纳马三千五十匹；河州必里卫西番二十九族，牌二十一面，纳马七千七百五匹；西守曲先、阿端、罕东四卫，巴哇、申中、申藏等族，牌十六面，纳马三千五十匹。下号金牌降诸番，上号藏内府以为契，三岁一遣官合符。其通道有二：一出河州，一出碉门，运茶五十余万斤，获马万三千八百匹。[25]

    金牌制的实行，使中央政府有效地控制了西北地区的茶马互市，这既是当时民族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当时，金牌具有法律作用，任何个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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