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意领取，有些商人领取的茶引多达百引之多。这样，茶引制显得比较混乱，缺乏严格管理，往往导致偷税漏税现象的发生。左宗棠则改引为票，以票代引。按当时的规定是一票为50引，约合5，000斤。凡承领的商人至少得领一票，而且其必须在陕甘地区有房屋等不动产，承领者还必须是同行三家连环保结。官府向承领茶票的商人征收税银258两。税银是分两次征收，商人领取茶票时先缴纳100两，当茶叶运送到西北地区入库时再将其余税收一次交清。[53]具有茶票且将茶税交清的商人，政府允许其在西北地区自由从事茶叶贸易。四是鼓励商人对茶叶的运销、与外商竞争。自帝国主义进入中国以后，外国商人在各口岸行销茶叶比较普遍，这严重影响了本民族商人的活动。左宗棠通过与湖南政府协商，规定湖南官府对于领有甘肃茶票的茶商过境，只征收金2成，其余8成则由甘肃政府举行补贴，在湖南应解甘肃协饷内抵消。这一措施一举两得，既激发了茶商运销茶叶的积极性，也解决了甘肃协饷多年拖欠的棘手问题。[54]经过左宗棠对茶务的整顿，使甘肃地区的茶销业逐渐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据记载，到清末民国初年，仅兰州地区经营茶叶贸易的商号就增加至40余家，每年经销茶叶多达数百万斤。同时，所发茶票也在逐年增加。1882年（光绪八年）茶票只发出403张，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发出的茶票就增加到628张，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猛增加至1855张。[55]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仅新泰和、魁泰通等8家茶号就领取茶票达320张。计茶叶128万斤。其中新泰和一家就承领的茶票达82张，茶叶为32·8万斤。[56]原来由西柜的同号魁泰通，在与东柜茶号经营的10余年内，迅速发展起来，重新变成独立经营的茶号。南柜的乾益升、天泰等茶号，在“新疆颇负盛名”，到民国初年，居然是“天泰运的茯茶就畅销西北各地了”。[57]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左宗棠时期，内地所产茶叶还经过兰州运往新疆，最后销往俄国。在左宗棠督理陕甘政务期间，俄国人索思诺福齐等就曾经来到兰州，向左宗棠请求在西北通商。当时，双方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运销湖南、湖北所产的茶叶。1881年（光绪七年），清政府允许茶叶经过兰州、嘉峪关等地，将华茶运往俄国。1882～1907年（光绪八～三十三年），清政府先后与俄国订立了《伊犁条约》和《俄商借道伊、塔运茶出口章程》。于是，大量茶叶经兰州、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进入俄国。据记载，当时俄国所需求的华茶竟占全俄所需茶叶的三分之一左右。[58]对于地广人稀且游牧民族比较多的俄国来说，对华茶的需求量一定非常可观。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华茶的国际市场的销路，客观上促进了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正因为如此，有人评价说：“左氏之制施行以来，乃挽回咸同年间西北茶销停滞之全局，亦即奠定60年来西北边销之基础也”。[59]今天看来，这一评论是比较公允的。
近代西北地区的茶叶行销在一定时期内有所起色，但是已经与明清时的西北地区的茶马互市不可同日而论。一是这一时期茶叶贸易的内涵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明清茶马互市系指茶叶与马匹的贸易，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交往的色彩比较浓厚；近代西北地区则主要指内地生产的茶叶在在西北地区出售，虽然其中有以物易物的部分，但比较多的是商品买卖。二是二者的社会功能发生了变化：明清茶马互市固然有经济的因素在内，但政治的、民族的和边防的意义明显大于经济意义；近代西北茶销业主要考虑的是经济因素，政府首先计较的是商税的获得，其政治意义要较前者逊色得多。三是二者持续的时间和涉及的范围不同：明清茶马互市基本上贯穿于这两个朝代，交易范围包括中原王朝与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近代西北地区茶销业则时断时续，无一定制，主要视当地统治者的认识而定，且茶叶行销从整体上讲也不及前者为广。四是近代西北地区尤其甘肃个新疆是当时国际尤其俄国华茶贸易的中转站，过境性贸易的色彩比较明显，而这是明清所不具备的。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的茶销业同样经历了一个由发展到衰落的过程。民国时期西北地区茶销业的发展民国初期到国民党中国茶叶公司兰州分公司的成立为标志。由于不管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在这一时期对于地方的控制并不有力，只是通过地方政府来收取茶叶税收，其没有能力和精力控制茶销业本身。正是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府对西北地区的茶销业无力控制，则有利于当地茶销业的发展。北洋政府曾经宣布，甘肃省的茶务依然按照清政府时左宗棠的旧章行事，茶票由省财政厅发放商人，在此基础上成立新柜，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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