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统治时期，基本上沿用北洋政府时期的茶销业的征税办法，只是在一定范围内有所调整。1942年4月，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征收统税暂行章程》，将茶叶也列入被征收统税的品种之一。按规定，凡是纳交完税课的茶叶，允许在各地行销并不再征税。具体税收是，在国内外的茶销，一律按茶叶的价值征税15％。[61]这样，西北地区的茶销业由统制而变为民间自由贸易。随着国民政府对茶销业控制的放松乃至控制取消，茶商经营的积极性比较高涨。

    民国时期运销到西北地区的茶叶主要有来自湖南、湖北、四川、云南、浙江以及陕西的茯茶、砖茶、松茶、人头茶、紫阳茶、香片茶、红茶、绿茶等等。其中尤以湖南茶所占份额最大。抗战时期，西北茶销业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仅兰州地区就有专门经销茶叶的商号60余家，[62]系历史上的辉煌时期之一。从民国初年到1940年，兰州地区的茶票连续发行了11案，累计发行达18，760张。[63]不仅如此，而且每一案所发行的数量也一直保持着上升态势。如1913年的第13案发行茶票506张，而1916年的第14案就已经达到1，400张，同比增长了近2倍；1937年则增加到2，300张，与1913年同比增加近4倍；1940年的第22案增加到4，000张，与1913年同比增加了近7倍。[64]据粗略统计，从左宗棠整顿茶务到1938年的64年间，仅经兰州地区运销的茶叶就达到约153，693斤，其中粗茶614，774斤。[65]

    总之，近代西北地区的茶销业比较活跃，而其中的国际贸易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回光返照。

六、西北互市的作用和历史意义

    在西北历史上和我国民族贸易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茶马互市，对祖国多民族大家庭的稳定与繁荣，对于发展民族商贸经济，巩固和加强边防，一直产生着重要影响，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具体而言，西北地区茶马互市的作用和历史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了中央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的联系

    历代政府将西北地区的茶马互市视作内地同维吾尔、蒙古、藏族等少数民族商贸的重要场所，除了经济方面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

    随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西北地区的互市尤其茶马互市的地位日益显得重要，因为“西北游牧诸部，咸视茶为第二之生命”。[66]西北以畜牧业为主要生产形式的民族，因其生产的局限性以及食物结构的特点，决定了其对内地所产茶叶的迫切且数额巨大。同时，这里的少数民族所产马匹及其畜产品，也是内地所急需的。正由于此，少数民族很早就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联系，“用茶易马，固番人心”为唐宋以来的统治者所遵循。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交流，在当时确实成了维系中原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的物质基础。“唐宋以来，行茶易马法，用制羌戎”[67]的传统，被明清王朝自觉继承。历史事实表明，互通有无的茶马互市，加强了中原王朝同西北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茶马互市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活动，它远远超出了经济交往的范畴。

    2、有效地巩固了祖国西北的边防

    西北系祖国边陲，历来为民族角逐和兵家必争之地。茶马互市的顺利进行，有效地巩固了西北边防。首先，历朝通过茶马互市这一途径，畅通了中原王朝同西北少数民族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之间的联系，畅通了中原同西北少数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联系，加强了汉族与西北少数民族之间的感情。我们这是从经济方面着眼的。《明经世文编》卷115则从消极方面谈了经验：以茶易马羁縻西北少数民族，“贤于数万甲兵矣”。这是明代统治阶级总结的历史经验。历史上这一方面的例子不少，就连发动对宋战争并接连取得胜利的西夏政权，最后也因边市贸易长期停滞，茶叶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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