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从根本上讲，美国史学发展的趋势，多元性发展的趋向本身是一种反权威的运动，是反对大师级的人物出现的，是一种民主化的运动，平等化的运动。它所追求的目标是平凡而真实，而不是伟大与权威。新史学的民主史观，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反对将精英人物作为历史学家的理想形象。因此，在这种运动和背景下，在美国史学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中，寻找大师级的人物本身似乎就是一个错误。如果将美国史学的发展轨迹与那些诞生了所谓的史学大师的国度的史学研究体制相对照，也许读者会看得更真切一些。

最后，认为，世界发展的趋势和史学发展的趋势也应该是这样的，它不应该是某个人或者某些人的垄断，而是任何对此有兴趣、有权利的人们可以评头论足、积极参与的事业。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也可以成为协助、承担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任务的主体。历史学家既是这个主体的一部分，也是来自这一主体各组成部分的各种声音的反映者。

2.相对主义的问题

有许多学者都意识到史学理论在美国史学研究中所占的比重和重要性并不显著，或者说居于次要地位，或者说史学理论是历史研究的次生品。不过，在战后的美国史学研究中，史学理论方面仍然出现了不少令美国史学家至今仍在关心和争论的理论。例如，库恩的范式理论与海登·怀特的文学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两种史学理论都是科学史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

库恩将对客观史学持怀疑态度的“特洛伊木马”，引入了史学研究领域；怀特则将“特洛伊木马”蕴藏的诡计全部施展了出来。如果说，库恩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引领了史学研究的后现代的到来，那么，怀特已经是在福柯等后现代思想家的直接影响下在大张旗鼓地宣扬后现代的文学史学理论了。在库恩那里，客观史学、科学史学还保留着自己的一块阵地；而到怀特这里，客观史学、科学史学、甚至是怀特倡导的后现代史学本身都几乎无路可退了。怀特等后现代史学家利用文艺批评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攻击史学家的语言意义的不确定性，从而否定历史真相被揭示的可能性，认为历史与修辞可以等同起来，历史与文学可以划等号。在这里，后面两个“历史”当然不是历史本身，而是历史撰述、历史著作。历史学陷入了相对主义的泥潭，历史的真相变得遥不可及。[22]

有的学者认为，美国史学理论方面出现的相对主义的倾向，出现否定历史的客观性的危机，根源在于没有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科学指导。在美国史学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处于什么样的位置？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不是以它们的本来面目呈现，而是以它们被理解的形式得到运用。新左派史学家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新左派史学家就明确声明，自己所运用的马克思主义是他们认为有用的那些部分。[23] 此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对于历史研究无疑是有指导意义的。但是这一理论并不能自动地解决史学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的具体问题。具体的史学理论的发展和实践还要由实践历史学家来进行。

概括起来说，战后美国史学的多元性发展就是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乃至新新史学的演进与变化，包含着从客观主义向相对主义的转化的因素。但是，正如伊格尔斯所讲的，不管如何争论，如何多元化，如何百家争鸣，如何相对主义盛行，历史学家追求历史科学的信念一直没有变。[24] 后现代史学在美国史学界并不处于主流的地位。而且，后现代史学家对于历史真相的质疑，本身并非质疑客观历史本身，而是质疑历史著作是否能够全面真实的反映历史的真相。这一问题，这一矛盾是每个历史学家需要一生的经历来探讨的问题。不过，问题的关键是，无论如何质疑，每一部历史作品都包含着客观历史的因素，问题是这种客观的程度和人们对于这种客观程度的要求。历史的真相也是多层次的，多角度，多侧面的，“横看成岭侧成峰”。如果历史学家的描述是一模一样的，那么也就扼杀了历史本身，遏制了历史学本身的活力。客观是历史学家不变的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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