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历史学家对于政治史十分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治史方面的资料作为官方资料、档案保存相对比较完整、系统，易于运用。而新技术革命则为历史学研究提供了系统的计量方法、方便的计量工具和统计工具——计算机和相应的软件，使过去没有办法完成的一些零散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相对简单化了，使研究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可能。虽然这些研究还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这毕竟在史学方法上、领域上都是丰富、是突破。录音技术则使口述史学成为相对比较科学的、有章法可循的一门分支学科，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史学研究的资料库，丰富了史学研究的多元性。

（三）问题与影响

战后美国史学多元性发展的成绩是主要的，它为我们提供了尽可能多的观察和分析历史的视角和方法，为我们提供了尽可能多的方方面面的历史内容，一切可以为历史研究服务的工具都被拿来为我所用。同时，在这五花八门、让人眼花缭乱的成绩面前，新史学也造成了许多问题，带给人们许多疑惑与不解。问题主要有这样几点：

1.“碎化”与“综合”的问题

与美国史学多元性发展的成绩伴生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碎化”与综合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美国新老史学家都有专门的论述，我国的学者也对此表示忧虑。[19]

“碎化”与“综合”的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碎化”（fragmentation）问题，也有学者称为“零碎化”问题，仅仅是翻译的不同。这一问题主要是指由于新史学的大力开拓，史学研究的领域、研究内容、研究对象都大大的多元化了，与此同时却出现了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只见细小的微观的专门史、不见包容的通史的问题。“碎化”问题的危害：多样性与“碎化”现象并生，专与通的矛盾，没有出现国际史学大师的问题等等。[20] 这是对于“碎化”问题所产生的危害的简要概括和认识。

针对这种状况，基于这种认识，美国历史学家大力呼吁历史要进行“综合”，并且提供了几种设计方案：戴格勒提出要围绕“做一个美国人，即做一个合众国公民意味着什么”来进行综合研究；本德建议以“公共文化的形成”为核心来勾画综合叙事史的情节；辛格尔等人则设想以“思想演变”为线索来构建整个美国史，等等。[21]他们都在努力实践自己的设想。

这些设想固然有其独到和可取之处，不过，根据的研究和考察，谈论美国史学的“碎化”和“综合”问题的史学家一般局限于美国史本身，指的是建立新的包容一切专门史的内容在内的美国通史的问题。如何做好这种“综合”，史学家们争论的核心是，是否要围绕一个中心来构建美国通史；如果要围绕一个中心，那么，这个中心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在传统史学中一般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以政治问题、重大事件、精英人物为中心，是传统史学家的一般共识。而对于新史学家来说，这个问题则不这么容易解决。新史学家倡导史学研究对象之间的平等关系，这即是说在史学描述中不能侧重于任何一方，各个史学部分之间在史学的表述中所处的地位是平等的。因此，就这一点而言，新史学不可能找到一个狭隘意义上的史学表述的中心，比如是以高级白人的历史为中心、还是以黑人的历史为中心；是以男性的历史为中心，还是以女性的历史为中心，等等，新史学的开拓为人们提供了如此多的选择的可能性，同时也增加了选择的难度。

由此，提出一点质疑，史学的综合是否一定要围绕某一个狭隘的中心才可以？这种围绕某一中心来展开历史叙述的史学概念仍然是局限于传统史学家对于历史撰述的认识。是否可以打破这种认识，将历史的多元性以多角度分析的形式一起呈现在读者面前呢？这是一盘色拉，这是一个大拼盘，任何人可以选择自己所喜欢的东西，但是这并不影响整个拼盘的价值。而也许正是这种可以各取所需的多棱镜的呈现正是这个拼盘的价值所在。历史本身各个部分的联系可以是紧密的，也可以是松散的，可以是环绕的关系，也可以是平行的关系。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的呈现也不应该是只有一种环绕的模式。

至于没有出现史学大师的问题，可以有多方面的考虑。首先，历史叙述本身就是本着真实记录的原则，从这一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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