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主张历史可以阐释，可以借用社会科学的各种方法来进行历史分析。这就使得新史学的发展与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联系在一起，历史学社会科学化。新史学所提倡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方法的结盟，在美国史学的具体发展中体现为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这意味着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各种方法的广泛结合和实践应用。这直接促使了各门跨学科史学的出现。

社会科学的发展和方法的多元性，为史学与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的理论、方法相结合、相交叉，形成各种分支奠定了基础。战后美国史学发展的多元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种结合和交叉造成的。史学的分类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文化史。而是形成了新的以社会科学方法或者理论命名的历史学，由于新方法、新理论的应用，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的前面也冠上了一个“新”字，形成了“新政治史”、“新经济史”、“新社会史”、“新文化史”。

因此，从主导地位和变化趋势及在史学界的具体表现来看，新史学的倡导及兴盛，可以说是战后美国史学多元性发展的根本原因。

2.美国史学研究体制方面的多元性因素。美国在现代史学建制方面虽然比德国、法国、英国起步要晚，但是在为国际交流创立条件方面，美国史学界有其独特的优势。继德国、法国、英国之后，美国相继创立了自己的全国性的历史学家组织和科学的综合性的历史专业期刊。这就是美国历史协会和《美国历史评论》。[13]虽然美国历史协会与《美国历史评论》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官方治史的保守性，但是它们却在组织上、形式上保证了美国史学界与国际史学界保持着组织上交流的畅通，切实促进了美国史学发展走在国际史学发展的前列，创新、出新、多元性发展，特别是在战后。美国历史协会的人员构成和《美国历史评论》所发表的文章都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国际性。例如，美国历史协会每年一度聘请的名誉会员来自世界各地，而且它自身就招收来自世界各地从事美国史学研究的会员。《美国历史评论》的文章除了来自美国历史协会会员之外，还向世界各国的历史学家征稿。这些无疑促进了美国史学研究的多元性发展。

3.现代美国高等教育的平民化，使得历史学家的队伍复杂化了、多元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传统的史学家以精英人物为理想的历史学家形象的楷模，主张美国史学研究应该围绕着政治、军事、精英人物来展开。战后，持保守态度的史学家仍然持这种保守的立场。他们与战前的某些历史学家一样慨叹历史学家身份的变迁。有许多来自社会底层的平民不断进入历史学家的队伍中来，并且做出了引人瞩目的成绩。这些成绩被保守的史学家们称为平民借以向上爬的条件。1989年，新史学家在与传统史学家的论战中指出，至少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有人悲叹史学界因非精英人物的进入而黯然失色的问题了。关于下层人士加入史学界而引起的史学标准下降问题的讨论，一直继续到了战后时期。1957年，耶鲁大学历史系主任皮尔逊（G. Pierson）在写给校长格里斯沃尔德（Grisworld）的信中说，“在历史系的考生中，有专门知识的阶层的弟子太少了。当人们看到下层人士的子弟正在奋发向上，也许会感到高兴。说我们是电梯，也许是一种恭维。不过，即使是最坚固的电梯，如果要它超载也会垮的。”[14] 哈默罗（T. Hamerow）在1989年与新史学家的辩论中谈到二次大战以来历史学所发生的变化时，也指出，“从前，历史是贵族人士的保留领地，他们在政治或宗教事务中常常起重要作用，而现在，历史学变成了那些虽具有学术研究能力、但出身平民的人向上爬的渠道。”[15]

从传统史学家、保守的史学家的持续不断的慨叹声中，可以分辨出美国历史学家队伍的多元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使得历史学家的视野更加开放，更加易于接受各种各样的新事物。历史研究也由此呈现出令传统史学家们眼花缭乱的景状。一方面，这反映了美国新史学研究在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所作的大力拓展；另一方面是对传统史学家所把持的固有立场、单一史学观念的一个猛烈冲击。当然，与此同时，并不讳言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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