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为范本，力图建立一门科学的历史学。这大概就是科学史观的含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般的历史学家对于这种想将历史学建设成为一门科学的理想深信不疑。但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西方史学界对于科学的进步性、科学可以创造理想生活的观念产生了动摇，甚至出现了反科学的思潮。科学似乎不仅可以创造美好的事物，同时也会毁灭美好的事物；不仅可以促使社会的进步，也会带来人性的倒退。而在历史学的建设方面，科学的楷模地位也受到了冲击。历史开始被某些学者恢复到科学化以前的地位，被简单地等同于艺术、文学、修辞、诗学。由此，历史的客观性也受到了质疑，历史学由客观主义滑入了相对主义的危机。这种趋势性的、非主流的、但是却具有重大影响的转变，就是现代史观向后现代史观的转变。
关于现代与后现代的区分比较复杂。在美国史学方面，后现代史学主要体现为运用了后现代的文学批评理论从语义学的角度来反思历史写作、历史研究，从本质上将历史学归为文学、修辞与艺术。这总起来说，可以被看作是现代史观向后现代史观的转变。具体到美国史学，这种后现代史观主要体现在思想史领域和史学理论的讨论中。[6] [13](p 405) [14] (p 425) [15] (p 581) [16] (p 610) [17] (p 622 )[18] (p 879) [19] (p 908)因为这种趋势是非主流的，所以并没有阻碍战后美国科学史学的研究及其成果的不断涌现。毕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新科技革命的作用，科学的地位更加重要和不可替代。科学史的研究工作是在战后真正繁荣起来的。在战后美国科学史的研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库恩，他在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著名的“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理论，对学术界影响巨大。美国史学家霍林格早在1973年就在《美国历史评论》上撰文系统评价了库恩的理论对于历史学的意义。受库恩的直接影响，美国科学史家科恩出版了《科学中的革命》一书，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库恩的研究。 [20][21] [22](p 370-392) [23]
4.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史学方法上的多元化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叙述让位于概括和解释；二是史学研究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及理论的结盟。
在传统史学那里，叙述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表述方式，历史不容概括与解释。19世纪末，兰普勒希特等持有新观念的史学家向传统兰克史学提出“新史学”的挑战。[7] 历史可以利用社会科学理论进行概括和解释的看法，随着兰普勒希特及其弟子的传播和影响的扩大，逐渐在美国新史学家思想中扎根。美国新史学家掀起了洪洪烈烈的新史学运动，其力倡的主张之一就是历史学要与社会科学结盟，利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历史。对照传统史学来看，这一主张的本质改变就是在史学方法上，叙述让位于概括与解释了，由此在史学理论领域逐渐产生了思辩史学和分析史学的分野，分析史学成为20世纪后半期西方史学发展的趋势和潮流。[8] 在20世纪80年代末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的论战中，新史学家的代表司科特就明确指出，历史研究是一项阐释性的活动。[24](p 690) [25](p 32)因此，在新史学家的研究中，叙述体的传记相对受到冷落。后来，在新史学遇到危机和挑战的时候，有些新史学家站出来倡导新叙述史，美国的一些后现代史学家则将历史学等同于叙事。[9] [26][27 [28](p 373-390) [29](p391-406)这些主张的提出显然都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史学研究离不开史学家的认识和阐释，同时更离不开叙事这种基本的表述形式。事实上，新史学家的研究并不完全排斥叙事的手段和形式，它所排斥的或者不经常采用的是纯叙事的形式。
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盟。由于新史学的力倡，战后美国史学的多元化发展其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盟。20世纪是社会科学各学科普遍创立和发展的世纪。在美国，历史学的学科地位十分微妙，社会科学的地位和身份也与其他某些西方国家有所不同。历史学是属于社会科学还是属于人文学科在美国曾一度是有争议的事情。正是这种争议使双方互相需要，互相交叉，又相互分离。因此，在西方其他国家，例如，法国新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盟表现为社会科学的历史化，而美国的特征则可以说是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是以对社会学的研究为基础的。[10][30]
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盟，使历史学在研究方法和表现手法方面都呈现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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