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美国史学就已经在朝着多元性发展的方向努力了，显露出多元化的端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阻隔，使得这种多元性发展的局势在战后姗姗来迟，却形成了让人咋舌的奇异局面，充分展示出历史学本身隐藏的活力。虽然这种局面的形成决不是一帆风顺、一劳永逸的，但是它却昭示着历史学发展的某种必然。

1.研究主体的多元化

史学研究的主体，是指历史学家、历史作者、史学作家。美国历史学家队伍的多元化，主要表现在业余史学家与专业史学家的分离、公共史学家的兴起、少数族裔史学家和女性史学家数量的增加、平民史学家的崛起等各个层面。

业余史学家与专业史学家的分离，是史学专业化进程的必然产物。就历史学的发展进程来看，在历史学成为一门学科之前[1]，史学研究的主体多数是业余作家，而且多数是贵族知识分子，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精英阶层，与政治、军事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而随着史学的职业化和各种专业培训机构的设立，只要能够进入高等院校的专业教育机构、接受过专门训练的专业人员就可以从事历史研究。这无疑大大有助于历史学家或历史工作者队伍的扩大，而且有助于史学流派的形成。

公共史学家的兴起也是史学职业化发展的产物，可以说是副产品。史学的职业化使得历史学家或高水平的史学工作者的数量大增，而专门的史学研究机构的人员需求是十分有限的，因此，这就促使许多接受过专门的史学研究训练的人员进入社会服务机构或政府机关，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为解决社会问题或者为政府出谋划策，成为公共历史学家而不是专门从事史学研究或者教学的专业人员。由于美国史学中所特有的实用主义的传统，公共史学家在美国的形成和发展蔚为壮观。[1]（p126-137）[2]（p1162）

少数族裔史学家和女性史学家数量的增加则不仅是史学职业化的产物，更是现实世界的民主化进程与史学界的民主化进程相结合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亚非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摧垮了西方殖民体系，民主、平等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在美国国内，经过冷战初期的意识形态的对峙，60年代爆发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声势浩大，不仅冲击了美国社会，而且使美国史学界发生了变革。

首先是新老史学家主导地位的逐步交接。经过战后初期平稳而保守的发展，60、70年代的激进形势促使新史学家向老史学家进一步提出挑战，加之年龄上的自然更替，新老史学家在史学界所起的作用逐渐发生了转换。正如我国学者所说，“尽管不能明确地说史学界已出现了特定的一代人或一支队伍，但却不能不说在70年代新老史学家已经换班。就美国历史协会来说，60年代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历任主席各有不同的背景，来自不同的专业，彼此很难找到许多共同的主题。在他们中间虽然有少数传统史学的卫道士，但更多的是新史学的代表人物和支持者。”[3]（p168）

其次是历史学家身份、地位的平等化、多样化、大众化。新史学倡导大众史学，加之高等教育的普及、民权运动、妇女运动的开展，使得越来越多的黑人、妇女、少数民族和年青一代史学家登上史学舞台的前沿。历史学家的身份再也不象以前那样集中在少数精英人物手中，而是多元化。这种多元化是由精英人物向来自某些弱势群体人物的转移，包含着大众化、民主化、平等化的内涵。虽然这种趋势受到某些保守的老一辈历史学家的激烈反对，却是势不可挡的必然趋势。[4]（p660）[5]（p27）

最后是史学流派更迭、林立。战后的美国史学发展，是新史学不断向传统史学提出挑战，新史学节节胜利同时遭遇危机、迎接来自传统史学家和新新史学的挑战的进程。战后美国史学发展的多元化，一个明显之处就在于史学流派更迭频繁，各种史学流派林立并存的局面。史学流派，或以历史观的差异区分，或以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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