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  子书：《孟子》《墨子》《荀子》《韩非子》《淮南子》《论衡》等等。

c、  文学书：《诗经》是不可不看的。此外可随学生性之所近，选习两三部专集，如陶潜，杜甫，王安石，陈同甫-----之类。”

胡适还特别指出，以前的国文教学“所以没有成效，正因为中学堂用的书只有那薄薄的古文读本。我们试回头想想，我们自己做古文是怎样学的？是单靠八九十篇古文得来的呢？还是靠着小说看古文书得来的呢？”胡适回忆自己少年时候古文知识的取得之途，“------因为我自小就爱看小说，看史书，看杂书，所以，我还懂得一点古文的文法。”胡适还认为“古文的选本都是零碎的，没头没脑的，不成系统的，没有趣味的。”因此，这样的古文教材“没有成效”。“我可以武断现在中学毕业生生能通中文的，都是自己看小说看杂志看书得来的，决不是靠课堂上几本古文选本得来的”胡适“主张用‘看书’代替‘讲读’。”道理很明显，“与其读王安石的《读 孟尝 君传》，不如看《史记》的《四公子列传》；与其读苏轼的《范增论》，不如看《史记》的《项羽本纪》；与其读林琴南的一部古文读本，不如看他译的一本《茶花女》。”[6](p247-p249)可见胡适认为选本或评论难免“零碎”“没头没脑”没有“系统”没有“趣味”，学生还是系统的读原著更有益于自身的成长。

胡适抨击现在的教育工作者将中学生当作小孩子看待，“现在各级学堂的课程，都是为下下的低能儿定的，所以没有成效。”胡适呼吁“现在谈学制革命，第一步就该根本推翻这种为下下的低能儿定的课程学科！”

胡适仍强调，他这个计划是建立在一个假定——两级小学生已经能做通顺的国语文之上的，反之，如果经过两级小学的学习后小学毕业生还无法基本掌握国语文，那则“是国语教育的大失败。”“学生既通国语------再来学古文，应该更容易好几倍；成绩应该加快好几倍”虽然胡适没有明讲，但实际上国语文在胡适看来这里还是中学生学习古文的工具和基础罢了[6](249)。

胡适在“文法与作文”明确指出，中学“第一年专讲国语的文法。”这不仅是将小学阶段所学的国语文做一个总结，“作一个国语教育的结束”，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有了国语的文法做底子，后来讲古文的文法便有了一种参考比较的材料，便更容易懂得了。”[6](p250-p251)胡适将中学第二、三、四年的时间都用来讲授古文的文法。古文的文法与作文占了四年中学时间的三年。其重要性不言自明。

在胡适演讲后，不少人表示怀疑和不满，一时议论纷纷，尤其认为胡适对于中学生的期望太高了。他们认为，“若照胡适之的计划，现在高等师范国文部的毕业生还得重进高等小学去读书呢！”胡适在这篇演讲文稿的补充结论，对此回应，“我深信我对于中学生的国文程度的希望，并不算太高。”胡适指出，“从民国学校到中学毕业时整整十一年，十一年的国文教育，若不能做到我所期望的程度，那便是中国教育的大失败！”[6](p254)

胡适主张中学生大量的研读古书，虽然胡适也没有讲明其目的何在，也许与新文化运动的方向正相反的原故吧。众所周知，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反传统文化，古文更是“革命”的对象。但是，若果在青少年教育中，真的抛弃了古文，抛弃传统文化，那么，民族及民族文化则真的无有明天了。胡适当然明白这些。所以虽然，一方面胡适新派们可以毫不妥协的向林琴南们开炮，甚至想一口气将古文吞噬；但是另一方面，胡适却在中学教育中大力提倡古文的教学。很明显的是，通过大量通读各个时代的包括经史子集等等的代表古文作品，无疑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有一定作用。因此，胡适的演讲一经登出，便出现了不少反对声，除前面已经出现的关于中学生的教育程度的争论外，更重要的是，有人对胡适这种具有文化“复辟”性质的公开鼓动给于谴责，如当时《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上发表署名“增恺”的文章——《防止复辟》指责胡适鼓动中学生大量研读古文古籍，“直是从文学的进化线上，退转回来，往死的已过的地步跑”，作者认为胡适的“全篇演讲，没有一处不带文学复辟的色彩”这样下去，恐怕将使“学术思想界顿呈不进的或退化的现象”[7](p1)

在20年代早期，不少北大教授们都主张中学生应该学习古文或国文，如钱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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