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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坛与西方现代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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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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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有名的理财专家。而宣统二年(1910)由清华学堂派赴美国留学的江苏人徐仁锖，虽曾在威斯康辛大学攻读历史学，1914年毕业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从事的却是英语教学工作。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不外三端：一是理工及财经、法政等实用性较强的学科，社会实际工作部门需求较多，学成后谋职亦易，在当时举国上下讲求富国强兵之术的形势下，尤受到政府及留学生的重视。二是中国传统史学素号发达，在治学理论和方法上都有其独到之处，以致在不少人看来，赴西方专修历史学，似非当务之急。三是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西方不少国家尚处于形成之中，其时大学里的历史专业学生原本就少，自然也难以吸引中国留学生。[4]
“五四”时期，这种情况开始有所改变。其时在国内从事西方史学引介的，多为直接受过欧美现代史学或科学方法正规训练的专业史学家，如何炳松、陈衡哲、徐则陵、李济、李思纯、陈翰笙、胡适等，赴西方主修史学专业的留学生也有所增多。有的高校史学系，还把选派学生到欧美进修历史学列为经常性的计划。如二十年代初北京大学研究所的《整理国学计画》便提出，整理传统学术，“宜先培植能任整理之人才，盖今日粹于国学之流，往往未涉科学之途径，使徒守成法，以谋整理，其成绩或且不及乾嘉诸老。”因而要求派遣有国学根基之人，赴海外留学，接受现代科学训练，以造就新型的学术研究人才。[5]时任北大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也“力主派本系毕业生至德国留学，专习历史与地理，归国之后，任本系教授，庶史学系有改良之望。”[6]姚从吾即因此被选送到德国柏林大学师从傅朗克、海尼士进修史学。而通过其他渠道留欧的傅斯年、陈寅恪，尽管主修专业并非史学，同样受到了西方现代史学很深的熏陶。又如二十年代从清华学校毕业的梁思永、张荫麟，也到美国接受过现代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史学等专门训练。三十年代以后，燕京大学研究中心通过哈佛燕京学社派遣齐思和、翁独健、黄延毓、王伊同、蒙思明、邓嗣禹、郑德坤、周一良等赴美攻读博士学位，以及韩儒林、邵循正等赴法、德等国进修蒙古史和东方语言学，都是这种风气的延续。
与此同时，国内一些大学和学术团体还常邀请外国学者来华讲学，如美国学者杜威和德国哲学家杜里舒之来华分别讲授实验主义方法与“新生机主义”，俄国梵文专家钢和泰(Alexander Von Steal-Holstein,1877—1937)和西夏学家伊凤阁(Aleksei lvanovichlvanov,1878— )分别在北京大学主讲古代印度史及担任国学门导师等。
从事西方史学输入人员的主体成份发生的上述变动，显然为中西史学交流的进一步扩展和提高其专业化的层次，创造了更为便利的条件。
其次，其输入的途径，也由二十世纪初年多从日本间接转贩变为自西方直接引入。通过对西方现代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正规学习和中西史学比较，不少人看到：“吾国旧史繁赜，史学之发达较他学为美备，关于谘访ｓōｕ＠①辑雠考证之事，与夫体例编次之辞名物之理，莫不审晰入微，措施合法”，“惟以吾国史籍浩瀚，史料芜杂，旧日法术，或有未备；新有创作，尤贵新资。则撷取远西治史之方以供商兑，或亦今日之亟务。”[7]因而提出，研读西方史著，不光要了解西方的历史文化，还当进而“师其探讨编著之法”[8]。梁启超欧游归来，感慨之余，也特别谈到，学习西学，应“学那思想的根本精神，不是学他派生的条件……他们研究的方法，实在精密”[9]。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与提倡，使这一时期对西方史学的输入呈现出一派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各出版社纷纷编译出版西方史学论著；《新青年》、《史地丛刊》、《史地学报》、《学衡》、《东方杂志》等刊，也时常登载介绍阐发西方史学理论的译文或论著；一些大学历史系还专为学生开设了西洋史学思想史、西方史学原理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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