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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坛与西方现代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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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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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德的实证史学。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法、德的实证史学，大体上都继承了朗克学派的衣钵。其时法国实证史学的理论代表作为朗格诺瓦(Charlesvictor Langlois,1863—1929)和瑟诺博斯(Charles Seignobos,1854—1942)合著的《历史研究法入门》。该书原刊于1898年，1919年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中就将其列为讨论史料整理和审定方法的重要参考书。1923年，在法国巴黎大学师从瑟诺博斯修习近代史和史学方法的李思纯归国，将此书译为中文，题名《史学原论》，[12]交商务印书馆于1926年出版。全书凡三篇：上篇讨论史料搜集保存及历史辅助学科等基础知识；中篇论分析工作，重点在说明史源考察及史文校勘、辨伪、释义等内、外考证方法；下篇专谈史料组织、史实排比推论及史书体例文字等“综合工作”。作者认为，“历史由史料构成，史料乃往时人类思想与行为所遗留之陈迹”，“无史料斯无历史矣”。故书中大部分论述都围绕着史料文献学的问题展开，强调其所着眼，本非“空泛无际之历史哲学”，而在为治史者提供一套合理的方法，以便“用之以得科学式之真实”。并对孔德等人认为历史受理性“定律”支配的观点表示了异议，说：“以世界事物均受理性之支配，遂发生人类乃连续而必定‘进步’之学说，此虽被实证哲学家(Positivitists)所采，然亦纯然为形上学之假定耳……历史事实之研究，终不能指出一种‘简单的’普遍继续之人类进步。其呈现于吾人之目前者，仍是若干局部偶然之事实外，更无所谓任何之理性，足以显示属于人类全体恒久不易之因果。”[13]
德国朗克学派的史学对“五四”以后中国史坛的影响实际还更大些。二十年代起，姚从吾、傅斯年等相继赴德留学，开始在这方面受到直接熏陶。如姚从吾于1922年赴德，在接触了“客观主义”史学方法后，“始而惊异，继而佩服，三年之后渐有创获，觉Ranke及Bernheim的治史，实高出乾嘉一等。他们有比较客观的标准，不为传统所囿，有各种社会自然科学的启示、指导，可以推陈出新。”[14]1934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大开设史学方法课，对德国史学尤其是朗克一派的治史方法作了系统讲授。特别是傅斯年，1926年从德国柏林大学哲学院留学归国，对朗克的史学方法更是推崇不已，极力宣传“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15]，“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16]并以此作为创办和主持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指导方针，甚至处处以“中国的朗克学派”自居。三十年代，德国史家伯伦汉(Ernst Bernheim,1850—1922)的《史学方法论》以及美国学者弗领(Ferd Morrow Fling)据此删改而成的《历史研究法》也被中译出版。前者对朗克的批判史学基本原则作了系统归纳，与《史学原论》同被誉为“集历代史家学说之大成”和“能采撷那时所谓最新学说的精华”[17]之作，在国内广为流传引用，对形成其时史学界重视史料和史实考订的风气，起了很大的作用。
(2)美国的实用主义史学方法。
实用主义(Pragmatism)作为一种哲学方法论产生于十九世纪的美国，代表人物为皮尔士(C.S.Peirce,1839—1914)、詹姆士(W.Jame,1842—1910)和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其说强调哲学当以“解决人的问题”为中心，是一种应付生活环境的方法或工具，应与人生的实际价值相联系。它之传入中国虽始于本世纪初，如张东荪和蓝公武等人1906年便在东京创刊的《教育》杂志上介绍过实用主义哲学观点，选择过詹姆士的《心理学原理》。但在中国学术界成为影响最大的西方思潮之一，则是与新文化运动兴起后胡适等人的活动分不开的。作为杜威的学生，胡适自1917年归国后，即通过撰文、讲演、授课等多种形式，极力向国内宣传实用主义。1919年至1921年间，杜威本人还应中国学术界之邀来华讲演，足迹遍历中国十一省，其《讲演录》出版后，短时间竟被连印十版，足见一时传播之广。
从学理上说，实用主义原本就是实证论的一个分支，其特征是排拒“形而上学”的传统思辨哲学和先验的“理”，强调经验事实的实在性与验证在认识事物过程中的突出意义。按照胡适的介绍，“实用主义”又可称为“实验主义”，因其所倡导的“方法就是科学家在试验室里用的方法”[18]。其要旨包括三方面：a.历史的方法。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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