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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坛与西方现代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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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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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鉴于二十世纪初年从日本间接输入的西方近代史学理论往往“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10]，较为庞杂无序，“五四”时期的输入，已开始注意到西方各派史学本身的系统性，其所译介的西方史学理论著作，不仅多为欧美原著，且数量颇多，范围也及于英、法、德、俄、意诸国，如美国塞利格曼(Edwin R.A.Seiligman)的《经济史观》（陈石孚译本）、班兹(H.E.Barnes)的《史学》（向达译本）、英国弗林特(R.Flint)的《历史科学概论）》（郭斌佳译本）、司各脱(E.Scott)的《史学概论》（余楠秋等译本）、法国施亨利(Henry See)的《历史之科学与哲学》（黎东方译本）、瑟诺博斯的《社会科学与历史方法》（张宗文译本）等，从而大大拓展了西方史学输入的深广度。
二
“五四”时期西方史学的输入，是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整个西方史学主潮发生重大转折的背景上展开的，因而明显地带有这种转型期的特征。其时输入的西方各派现代史学，就内容而言，大体可归入以下二大潮流。
其一，是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在西方史坛占主流地位的实证主义史学。
实证史学是十九世纪西方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的产物，创导人为法国的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3)，经法国史家泰恩(Hippolyte A.Taine,1829—1893)和英国史家巴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1821—1862)的运用阐扬，影响益大。其基本主张，在提倡以自然科学依据经验事实和观察求得事物变化规律的“实证”方法，考察人类社会活动，从中揭示各种复杂社会现象和历史的演变规律，并提出应把历史学建设成为物理学和生物学一样精确的科学。后来，不少人又把德国的朗克学派也归入了实证史学范畴。朗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是西方近代“科学”历史学的奠基人，其治史特重原始资料，认为史家之基本职责在于搜讨、考证和编次史料，使之自己说话，以达“如实直书”之目的。并为此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史料辨伪考订办法，主张通过“外部考证”（即将原始文献资料与同时其他记载或不同版本的比勘，使史料真伪毕现）和“内部考证”（分析考查史书作者或史实记录者的意图及依据，以定其可信程度），为重建信史提供坚实的依据。尽管朗克的史学本不以“实证”鸣于世，但其强调严格按照史料，不偏不倚反映历史真相的“客观主义“治史态度和方法，与实证主义提倡的科学精神正相一致，并对该思潮的传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故一般也被视为实证史学的流派。当然实际上，其治史宗旨与前者相比，仍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他看来，历史研究的对象只是变动而不可重复的人物事实，史家之能事，仅在考信史料，据以再现历史，如果说其间有什么因果关系，应由哲学家去探讨，史学本身并不能发现有关社会发展的规律。并认为历史不过是一幕幕帝王将相和伟人的活动，因而其研究往往只注重政治史和政治人物。巴克尔等人则始终认定“历史科学”的任务在于探讨并发现人类社会活动及其文明进化的规律，为此，历史研究不能仅仅注目于个别人物的事迹，而应以全社会民众或民族的活动及其文化为考察重点，将视野从宗教、政治、军事、外交的狭小的范围扩大到物质经济、制度文物、科技、风习、文艺等各社会生活领域。巴克尔本人还针对朗克学派的上述观点提出过批评。[11]不过，从整个西方实证史学的演变情况看，至十九世纪末，朗克学派的影响显然在其中占了优势，以致当时的实证史家大多放弃了寻求历史规律的尝试而专志于史料、史实的考据工作。这种风气的变化，在“五四”之后的实证史学输入过程中有着明显的反映。
应当说，实证主义史学自二十世纪初便已通过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节译本及一些日本史学理论的译介著作传入中国，其有关建立“历史科学”、寻求历史因果律以及注重人类社会文明史研究等观点，曾引起了学术界颇为广泛的关注。而其时零星输入的朗克学派史学方法，却并未产生多大反响。“五四”时期传入的各派实证史学，则对探求历史规律的主张普遍表现出一种修正的态度，以下二派的观点尤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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