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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坛与西方现代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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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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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发展变化的眼光观察事物。b.实验的方法。注重事实证据和验证，认为“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19]。c.思维的方法。即从怀疑、假设到求证的整个研究过程中，交替运用归纳和演绎法的具体步骤，也就是后来被简化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十字真言”。
实用主义方法在中国的影响虽广及于哲学、教育、文化各研究领域，但从胡适的运用实践看，主要着眼点乃在思想学问和历史研究，尤以考证史学为多。他本人也一再表白，自己“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20]，目的在于宣传“科学方法”尤其是“考证方法”，并认为历史演变完全是多种偶然因素凑合的结果，谈不上有何规律可寻。[21]这种观念及其在学术研究中表现出来的实际倾向，在“五四”时期的新一代史家中引起过很大反响，对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以及“古史辨”的兴起、“新红学”考证的风靡一时，产生过直接的影响。
很显然，朗克史学和实用主义方法在国内史坛的传播及其上述理论特征，与当时西方实证史学的总体演变趋势是一致的。
其二，是二十世纪初西方兴起的各种反传统史学思潮。
所谓“西方传统史学”，一般是指由朗克创立而在西方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治史范式，其基本特征是：方法上强调通过文献档案等原始史料的批判考证，“客观”地反映历史；研究内容则特重于政治史一端。二十世纪初，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进步和现实世界的变化日亟，人们的历史视野日趋开阔，这使朗克史学的狭隘治史规模越来越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由此引起了西方史学界诸多的不满与批评，并触发了一股以改造传统史学、建设现代史学为目标的新史学浪潮。德国兰普勒希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倡导的“新型文化史学”、法国年鉴学派的先驱亨利·贝尔(Henri Berr)提出的“综合历史学”和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都反映了这一趋势。其共同特征是，反对传统史学局限于政治史研究的偏向，主张将研究范围扩大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在方法上则要求突破专重文献史料考证的格局，广泛吸取各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相关方法及成果，以推进自身的科学化。与此同时，传统史学的认识论也受到了种种怀疑和责难；认为历史研究可以“客观”反映全部过去的观念遭到了来自历史相对主义的严峻挑战；而随着历史研究对象的特殊性重被强调，注重实证的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不再是金科玉律，相反，排斥理智的直觉主义思维方式则在史学界有所抬头。凡此种种，在“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坛都有相应的反映，其中影响较大的，则为以下几派。
(1)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
鲁滨逊(James H. Robinson,1863—1936)是美国现代著名史家，188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旋留学德国弗赖堡大学。后将德国兰普勒希特等倡导的某些文化史研究主张带回美国，并吸取了詹姆士等人的实用主义哲学观点，提出了“新史学”的理论。1913年至1916年，何炳松在美攻读史学及政治学，受其影响，回国后即据以在高校讲授西方史学原理及西洋史，并将鲁滨逊的代表作《新史学》及该派其他几种史著翻译出版，向国内史学界较系统地介绍了“新史学”的以下基本观点；a.主张历史研究应广泛考察人类自古及今的各种经济、文化、教育、宗教、艺术、科技等活动，尤其要注意那些对社会进步直接有关的日常普通生活。b.批评十九世纪以来那种试图把历史学变为科学的主张，认为人类的思想欲望及行为异常复杂，无法找到其活动的“定律”，加之历史研究所依据的材料远不如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完备稳定，因而很难使之成为物理学、化学或生理学那样的科学。c.要求利用生物学、地质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多种现代科学知识，改进历史研究方法，并注重对影响历史过程的诸因素进行多元的“综合”考察，以明其真相。d.认为史学的功用在于说明人类逐步进化的事实，让人们明白现存各种制度的历史渊源，以应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需要。[22]
继何炳松的上述译著后，鲁滨逊及其学派的另一些代表作也被纷纷译介到国内，在“五四”以后的史学界和历史教育界产生了相当影响。如1922年《东方杂志》刊登的衡如《新历史的精神》一文，在论述史学的目的、范围与史观时，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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