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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坛与西方现代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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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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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形成规模宏远的史学流派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差不多仅实证主义一家。这种情况的出现，除了因前述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外，更主要的乃是受本民族文化演变特点制约的结果。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经验表明，任何外来文化的输入，必须在本国文化的土壤中找到其适合的生长点，才可能产生持久的生命力。对此，当时不少学者已有相当理智的认识。如王国维即指出，西洋思想“即令一时输入，非与我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决不能保其势力”[33]。陈寅恪也有类似的看法，曾说：“窃疑中国自今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史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术，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也。”[34]西方史学输入后的命运自然也是如此。实证主义史学所以能成为“五四”以后数十年间我国史学界的一种时尚，并取得了一系列骄人的治史成就，很重要的原因，乃在经过国人的吸收和改造，它已找到了与中国传统史学的结合点，特别是其所强调的依据经验事实或史料恢复历史真相的主张，和传统史学注重记载历史与考实的“求真”精神不谋而合，而其形式逻辑的归纳演绎与清乾嘉朴学的考据方法尤有相通之处，正是在这两者相互沟通的基础上，才形成了我国现代史学史上影响深远的科学方法派、古史辨派和新考证派等史学流派。相比之下，美国“新史学”等虽然传入之后一度在史学理论界影响甚大，其治史眼界和方法也不乏较西方传统实证史学更具远见的地方，但由于这种新史学观念与中国传统史学的范式差距较大，一时难以找到较切实的结合点；同时，也由于“五四”时期中国的现代科技和社会科学尚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而无法如美、法等国那样为“新史学”的实践提供较为坚实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法论成果，甚至缺乏为一般社会理解和接受的基础（因科学水准低），这就使得其影响力始终只能停留在思想面，而很难在中国现代史学的实践中扎下深根并结出可观的成果。
可见，“五四”时期中国史坛对西方现代史学的引进消化，并非一种单纯的被动反映，而是一个中西文化在交互碰撞中不断趋于理性融合的过程，其间的功过得失，对于今日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的历史科学建设，依然可以提供诸多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注释：
[1] 本文对“五四”时期西方现代史学输入特点和实际影响的考察，限于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现代史学理论和方法。
[2] 参见林子勋：《中国留学教育史(1847—1975)》，台北华岗出版公司1976年版。
[3] 此据华美协进社编《中国留美学生硕士、博士论文目录(1905—1960)》，参见台湾书店1980年版《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丛刊·留学教育（一）》。
[4] 据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欧洲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大致从十九世纪最后十年才真正开始形成，而且法国和德国处于领先地位”，而英国伦敦大学在二十世纪初年，“每隔一年才有一名历史系的毕业生”。（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86页）
[5] 马叙伦：《北京大学研究所整理国学计画》，见《新教育》三卷4期，1921年。
[6] 朱希祖：《北京大学史学系过去之略史与将来之希望》，见《国立北京大学纪念刊》第三册，台北传记文学社1972年影印本。
[7] 李思纯译：《史学原论·译者弁言》，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2、8页。
[8] 王庸：《欧史举要》，《史地学报》一卷1号，1922年。
[9] 梁启超：《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见《梁任公近著》第一辑。
[10]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80页。
[11] 参见杨豫：《西方史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5页。
[12] 据译者序，本书于1922年已译成，1923年复加润饰定稿。
[13] 李思纯译本《史学原论》，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1页、原序、第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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