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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后文革时期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状况的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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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1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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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
视角不同，导致我国出现多元史学：中国文化本位论者、近代化论者、韦伯学派者、马克思主义史观者等。
目前学界总体来看是就事论事、孤立罗列事实多，宏观性探讨（非表面概论）不够，往往是单线性（线性发展模式，亦即单一线性发展观），是一维而非多维；更多地强调并发分析而非结构分析；通史框架制约，治史者像采蘑菇的小姑娘一样，到历史上有目的地找，按照预先设定的框框填空。
此外，传统历史观念的影响还四处弥漫：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
陈旭麓在1979年说除旧比布新更麻烦，到1980年又说立新也不易，前者依据的是上海城墙的修、拆及武科的罢废，后者则依据于铁路的修建争论。除旧比布新哪个更难姑且不论，治史者应该全面看问题则是不争的事实。
2、学术讨论--推论
90年代学界进行了"人文意识"讨论、学术规范讨论、市民社会讨论，以及现今的草根热等，这应该说是有意义的，但总体感觉仍有许多问题存在，这突出表现在学术评论不足：首先是扶正不足。按照最低要求，书评能勾起人们的兴味即可予以肯定，因为历史名著为尘垢所蒙而暂时失去光泽者不知凡几。但即使如此，仍觉得一部真正的好书缺乏品质接近的好书评，更多的是多栽花少栽刺式的吹捧（有些还是自己找熟人甚至自己的学生"帮忙"）。历史研究遗忘了史学批评。其次是惩邪不足，学术打假不力。刊物如此之多，而版面依然珍贵，这究竟是为什么？如何对待重复劳动、泡沫史学、信息污染？看来，我们的学术机制存在问题。
围棋讲求的是连，这体现了1+1>2的哲学意义。治史者应手拉着手，肩并着肩，形成整体效应。历史研究绝对不能成为孤独旅者的遐思。
学术讨论应力避两种倾向：一是道不同，不相与谋；二是压跷跷板，因为合而为一才是完善史学。
另外，当今学界是一种理论，多种旨趣，没有学派乃大不足。要知道，解放前我们还有古史辨派、甲寅派、心潮派、食货派、战国策派等。我们需要的不是一百朵同样颜色的花，而是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何时才能落到实处？
历史内容浩如烟海，因此对历史的陈述必然是有选择的，而选择、取舍则受制于治史者的主观意思，从这一层面、意义上讲，一切历史其实就是当代史。许多人不承认有过去，包括对过去的陈述，其主因即在于此。
历史学并非对"客观的"事件，而是对写它的人投射了光明，它不是照亮了过去，而是照亮了现在。于是，就不必怀疑：为什么每一个时代都发现有必要重新去写它的历史了。
历史学分主体与客体，这是指治史者与历史本身而言的，同样，历史内容也包括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两方面，对它们的描述只有近似而无复原。
考虑到历史的不可还原性，再现历史绝无可能，兰克式的求真、还原历史只是一个不灭的梦罢了，所以有些问题是搞不清的，如袁世凯告密问题，其实，告密与否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结果：告密对戊戌政变起了什么作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内在逻辑上讲，从唯物史观出发，可以理解为必然，但结果是横向拉动。这一时就很难说清。争论一件无可证明的事，不会有结果，也无意义。毕竟，历史研究的理由比历史研究本身更重要。我们了解历史的所谓原貌，是为了探寻原貌下潜藏的东西，即说出历史没有说出的话。
英国实证主义史学家艾克顿爵士说："只要把全部史料给我，我就能把整个历史还原出来"。[8]这是虚拟语气，也就是说说而已。
探究历史的真相，就相当于计算圆周率，永无穷期。
弄清历史的全部，既无可能，也不必要。历史上有许多课题，可以写文章，不能苛求答案。万不可进行漫漫的无意义争论，毕竟，这里还牵涉到一个史学成本问题。治史者共同研究的主体趋向，应该是未来学。透过历史看现实、未来，这是化古，只知历史就是历史，这是食古不化。
再即，我们争论的许多问题，许多是因政治因素而得形成（当然，史料不足者亦不少），如兴中会改组为同盟会等，这是渣滓泛起式的争论。因此，对政治干预剔除的越早，无聊的问题就会越少。
1924年商团事变是由英国和南北军阀阴谋引起的说法早已产生，但迄今仍缺乏用力的证据。这是政治学范式的孑遗，是典型的政治干预学术、影响制约学术的范例；该问题作为商团史研究中唯一的亮点，其起因即是政治史研究的附庸，即从政治史学研究出发去研究之，而非从商团史学研究中去研究之。
历史为现实服务与历史为政治服务之不同在于，后者凸显了政治的地位，尽管政治也容于现实之中。
高桥和巳在《孤立无援的思想》中说：假如这里有一个青年，比如说面对丘陵上层林尽染，一齐随风摇曳，溪谷的水流淌，发出清冽的声响，他伫立着，沉浸于某种感慨。那么，真的有坚定的伦理可以劝说这个青年，不要被大自然的美舒心消魂，要思考政治问题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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