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需要怀疑乃至于打破的是毋庸质疑的东西。那么，如何突破范式？
第一，史学要从习以为常处突破；第二，挑战成见；第三，外推设限，注入新思想，提供新范式。这是以毒攻毒，还是桃代李僵？
3、非此即彼--二元对应模式
二元对应模式亦即两橛模式，它所形成的知识体系类似摩尼教式的世界观，乃价值判断标准上的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是简单的二分法。
学界长期存在的重要二元对应模式如下：中--西、现代--传统、客观主义--主观主义、进步--落后、善--恶、忠--奸、历时性--共时性等，其中单单西方--其他（the west and the rest）体系就包括西方=现代--东方=传统、西方民族--非西方部落、西方宗教--非西方迷信、西方资本主义--非西方小商品生产、西方技术--非西方手艺、西方进步--非西方的停滞等等。
后文革时期学术界有一个由政治型史学--学术型史学的转型，其表征即由关注郭沫若--关注陈寅恪的过渡。之所以如此，就是基于对过去将二者对立起来，贬低陈寅恪为代表的这些非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不满。这里有一个最基本的认知基点：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主要研究方法的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其总体成绩超不过主要以传统方法治学的陈寅恪、吕思勉、陈垣、钱穆等。历史学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应该是最科学的，但事实呢？关注对象的变化，就表面看这体现了进步，但实质上仍没跳出二元对应模式：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论述模式。其所建立的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评价体系，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是新的二元对立模式，评价标准多了，但实质一样：否定。
这里面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反马克思主义、甚至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学术人或学术流派，我们是不是否定的太多了？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将之踩在脚底？他们究竟有无可取之处？
现今史学工作者应该学会在唯物史观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进行创新。
其二，历史由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的跳跃都是不成熟的表现，都是范式的僵化，是缺乏理性，掩饰着历史的苍白。对于"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的，不可用优、劣来界定。
价值判断标准的非此即彼，实则亦此亦彼。就像缠足不意味着传统，放足也不意味着现代一样。所谓有此无彼的对立现象却处于共生状态，这不是悖论（paradoxs）。比如传统--现代，其实应该是在消解传统的同时又重建传统，形成传统与现代的共生状态。在后传统社会（post-traditional society）的今天，传统仍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它是在时空中延续和变异的，存活于现代，连接着过去，同时也包蕴着未来。而对立是范式。再则就是第三种可能，如偶然性与必然性问题，除了历史的偶合被理解成了历史的必然或相反两种之外，还有或然性。
非此即彼的二元对应模式的因果之箭，是由系统射向部分，而不是从部分射向系统。如此的来回腾挪，头破血流，四顾茫然。
三、研究者素质问题
论及当前治史者的素质问题，一言以蔽之，即为滞后。
1、 视野--狭隘
历史是以时间为主轴的，视野的放宽、视距的拉长会给人以新的启迪。
大视野、大眼光是治史者所孜孜以求、积极倡导的，小处着手是以大处着眼为前提的。正所谓：中外双钩于笔下，古今一冶于胸中。
目前治史者最大的问题是受前苏联史学模式的影响，视野不开阔，边界意识、自恋情结、恋地情结（topophilia）、我群（myself-group）与他群（other-group）之分泛滥成灾，内向型(introversive)思维倾向十分明显，缺乏反思型（reflexivity）的开放理念。
近代史研究者对17、18世纪历史缺乏兴趣和起码的知识积累，要知道明清时期是渐变，而近代是剧变。鸦片战争就像一条楚河汉界，横于前近代与近代之间，许多人终生未能逾越，甚而连想也不想了。圈地(enchsure)，各人有自己的圈地，其实这是庸人自圈，作茧自缚，坐井观天。
不懂军事学的，在研究着军事史，而懂军事学的，却又不熟悉历史。
知识结构过于单一化，研究领域过于狭隘化，极大地制约了治史者的视野，这使得科际整合显得尤为迫切。其实，过去的文学院实际上就是史学院，这包括心理学、哲学、语言学、外国语言学、考古学、美学、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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