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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后文革时期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状况的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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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1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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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与世界接轨的问题，我们需要建立起必须的对话体系，必须规范统一的对话话语。但西方精审概念，有特殊的、一般的之分，它们是经验的，而非先验的，移植这些概念，则如同天上飘过的云再多，也没有一朵会下雨。
这是一种自蔽行为，如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与私性社会（private society）等概念，内涵性规范得很不够，以至于橘越淮北而变枳。医生可以按医书给病人看病，而病人却不会按照医书生病。
其实，真的不必煞费苦心去向古代思想家的思想中钩沉抉微，寻求什么"市民社会"、"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而应努力建立自己的解释学体系与话语体系，避免陷入西方体系中不能自拔，化约为公式表达法，要以我为主，自成一格。毕竟，土生土长的理论框架、话语体系少之又少。
历史无言，只能等待逻辑来代解其意，后人不可随意诠释。
除了规范性问题之外，书写话语还有一个问题是文学味道太淡，更谈不上优美如歌了。要在考虑历史书写的线性特点及叙事学的基点之上，倡导历史散文。
为什么历史学影响不及文学，就是因为历史学忽略了人们对美的追求。
史学成了在史学界范围内流浪的幽灵，这是画地为牢，作茧自缚。试想，历史学如若失却读者，岂不就是无水之游鱼、无根之浮萍？
走出史学界。
4、史境（historical realm of thought）--不高
文革的强刺激影响太深了，以至于许多经历了那个时代的治史者大都有难忘的文革情结。陈旭麓的作品在今天看来，所谓极富思想的哲言不过是对文革十年的劫余呻吟，我们读后产生的感想更多的是同情，而非启迪。为许多人所推崇的以新陈代谢来描述近代中国史的观点，也不过就是认为历史是发展的，以变来描述而已。陈旭麓尚且如此，何况他人？史学作品缺乏生命力--速朽作品。五十年、一百年后治学术史者将会把我们所处的这一段历史命之为"过渡的"、"无意义的"时期。杞人忧天？危言耸听？
不是历史无意义，而是治史者创造了无意义的历史时期。本来，历史所志惟在意义。
史学要自重，治史者要提高境界。
治思想史者，乃是与逝者的对话，其境界要等高于研究对象，这样才能溶入思想者的境界中。陈寅恪指出："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思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6]投身历史之中，成为时代之一人，见如其所见，闻如其所闻，言如其所言，感如其所感。而以今人的认识和逻辑去对照探讨前人的言行逻辑，以今人来衡量评价前人，这种庸俗的历史情景化是行不通的。
学术与生命，可谓内外一贯，万物同体，天人合一。
提高境界的要途是激情中溶入理性，将道德热情与学理分析，贯穿于热烈与冷静之间。力避情有余而理不足，或理有余而情不足。史学研究需要深沉的历史眼光，自我测位，气定神闲，虚怀若谷，得失不念于人，喜怒不乱于神。诅咒现实的炽热激情，结合务实主义。不以人取言或废言，不以言取人或废人。
与文革时代相比，后文革时代显得理性一些。但走向理性之路，是漫长的灵魂洗礼。
史学家用心良苦，使得目前历史的情绪化、缺乏理性问题仍形严重，如民族感情、道德义愤等等。评价标准上是道德取向还是价值取向？选择的往往是后者，从而陷入道德批判的误区、怪圈。
治史者生来具有无可排遣的民族情结，但这不能演化为对本民族的袒护。
中国近代史是用年代（dacade）做单位，而研究者却用年（year），太急躁了。以至于争论消失于激越却愈发浮躁的喧哗之中，消失于喧哗背后的沉默之中。80年代思想文化史兴起的同时，伴随而来的是考据学（evidental in vestigation）的低迷，史学显得很浮躁、无根。现在致力于考据的人不多了，成果多是轻骑式的，穷尽式的研究比较少。
对于李秀成被俘后的选择，是学习韩信还是屈原？治史者的回答是：让李秀成去死吧！史学家的道德使然。
史书中过分渲染"敌人"被杀的畅快，而忘了他们也是人，是牺牲品，没有丝毫的同情。人道主义--历史描述需不需要？
看待历史的方式多少有点成王败寇的心态，无论你认可与否。
现在我们才意识到，疆臣如李鸿章、袁世凯等，在对外问题上软弱的背后的风险意识是理性。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7]中说："顽固老辈之蔑视外国"，"喜言西学为中国所固有"；"轻薄少年之蔑视本国"，"必欲挤祖国于未开之蛮民，谓其一无学问，然后为快"。现在呢？这种现象还不是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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