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对后文革时期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状况的反思 |
 |
时间：2009-7-24 13:58:16 来源：不详
|
|
|
、史学等，而今学者的知识面太笮了。
简又文大学期间修业科目如下：哲学、社会学、伦理学、教育学、心理学、逻辑学、欧美文学、政治经济学、自然科学、音乐艺术、历史、经典文学（希腊、拉丁）、宗教等。由博而约，归于专一，一以心，主业一生以求，副业间有所致，治学的通路。
我们在注重大的学科交叉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学科内部的小分支之间的交叉，如历史学内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之间的交叉。
有伟大的接纳才有伟大的创造，要拥有跨文化的学术视野，就像王国维那样用叔本华的思想去评探《红楼梦》。要强化问题意识（提出真问题），淡化学科意识，不必拘泥断代、国别。从视野的角度看，中国史的发展方向是世界史。站在月球上俯瞰地球，中国只是地球的一部分而已。
当然，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ity）不等于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ity），要融会贯通。
当前已经进入网络历史的新时代，世界体系（the world system）、人文中心主义（humanocentric）的全球视野（globalist perspective）、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网络论（network analysis）独领风骚，如何亚伟等后现代主义者就特别强调"各种参差与相的力量之间的关系网络"。
2、 思维能力--低下
解释历史有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心理环节，而治史者的主观前提则呈现为：时代性、民族性、阶级性、集团性、宗派性或任何其他的什么性，因此，没有一个治史者能毫无偏见地书写历史。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更倾向于历史的非科学化、非理性化，历史学其实就是历史现象，如果一定称之一门科学，那么也只能是一种"人性科学"，或人性学。历史学作为科学不同于艺术，作为艺术又不同于科学。历史学有实用的背景，这注定它不是"纯科学"，因为纯科学可以不考虑实用的背景，任何对史学研究的实用背景的忽略，都必然是全然荒谬的。史学研究一方面应着意于历史上人们做了什么？还要着意于应该做什么？因为今天的人们会问：我们从历史学家那里学到了什么？治史--一种创造性劳动，它需要思维的嵌入。
后文革时期大陆史学界除了80年代金观涛提出"超稳定结构"外，没有像法国学者一样提出"肖奴--沃勒斯坦佯论"，黄宗智提出"内卷化"，mark elivin提出"高水平均衡陷阱"，英国李约瑟提出"李约瑟问题"等那样的理论。表面上看是问题意识，实则反映了思维水平的低下。懒于深思，又秉性粗疏，书卷气很重，乏见浪漫的玄想，张力、朗然的精神。
受主流意识的制约，学界缺乏自外于主流者，原创精神不足。蒋廷黻那薄薄的《中国近代史大纲》，是建立在理论与近代史基本认知之上的，融合了他对历史的真实看法，而今近代史著作不知凡几，又有几本独特的呢？真可谓是千年一面。
学术枯涩苍白，如何激活我们的思维？
史学研究在于别具一格，不具一格，即个性化历史，思维母体重在深奥玄妙，广阔无边。所以，必须解冻历史，复活思想，去除思维惰性，可以不敏于思考，但要勤于思考。历史学需要沉思，也只有沉思才能生成新的希望。治史者需要在平静中寻觅不平静，要细究静静水面下的湍湍暗流。
清代学者焦循说：人各一性，不可强人以同于己，不可强己以同于人。有所同，必有所不同，此同也，而实异也，故君子不同也。
孤立无援的思想。
言路在思路中前行，史学研究是"思"的话语，不是说的话语，历史必须用心去感悟。正如俄狄浦斯所说：自行戳瞎双眼，就是让自己走向光明。[5]
近代中国史料伪作之多，具备了形形色色的面目。况且，史料反映的是历史的局部，以局部性史料研究历史，需要充分发挥思维能力。史料不等于史识，史料加思维才等于史识。史料是数据，治史者的好恶是前提。
历史是一块玉，不是玻璃。历史不是一道单纯的风景，也不是文人雅士休憩的庭院，随便看看就能领略其中的美感，历史就像一个迷宫，布满智力机关的迷宫，一不小心就找不到出口，这将导致你丧失游玩的兴趣。历史更多的是暗流。
历史学显得是那样的复杂迷茫，研究者的智慧阳光为何是那么扑朔迷离？
3、书写话语--欠规范
书写话语欠规范是中青年治史者常犯的毛病，其表现是要么滥用词汇，进行词汇上的学科交叉；要么食洋不化，新名词装点，符号横移，成为游离于西方主流史学之外的异数。
由本民族--全球，乃封闭走向开放、狭隘走向广阔，史学呼唤国际化，学术话语需要国际化，这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