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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后文革时期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状况的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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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1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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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代理人，再是大英雄（气节上），后是改革家；又如缠足，先论美丑，依次论的是卫生话语、国运、祸水论。历史就是如此的叠加。
历史上存在有当事人都不知道但却实实在在的内容，如赵州桥所蕴含的拱桥力学原理、天坛回音壁所蕴含的声学原理，等等。阐述这些问题时，千万要小心，一不注意就衍化、生成人为历史。
传统封建思想严重的洪秀全，身上却挂满了反封建的花环。自发也同时化为自觉。
治史者不是在描述历史，而是在创造历史。治史者也是人民的组成部分，"当然"也有"权利"创造历史，因为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所以，他们可以放大缠足时的呻吟，抹去放足时的呻吟。凭心而论，鸦片战争的影响有没有被过于放大？历史本来没有谜，谜乃后人的创造。
中国历史是双层的，官方层面与民间层面，二者之间的界限的模糊，演化为由个性化描述向集体狂欢的过渡，历史正是对这种集体狂欢的积淀成记忆--集体记忆。
一切历史之所以都是当代史，一代人之所以有一代人的史学，是基于价值观念的差异，而思想史的主要特征之一是观念史，这使得思想史有一些代相叠加的积淀，而渐渐衍化为历史，其中一部分化为学术史，一部分溶入历史本身。
对当下性影响的强调，使得今天看来大逆不道，可能就是历史的真实写照。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女孩子，不能需要什么就在历史上找些什么，全然不顾当时人话语的语境。
哥伦布想去印度，结果却发现了美洲，历史跟他开了个玩笑，历史研究又何尝不是常常如是啊！
治史者之所以常常犯错误，是因为他们常常企图驾驭历史。
我们需要反璞归真，重建史实，需要了解历史的底色、对比色……正如福柯在疯癫史研究中说：有必要试着追溯历史上疯癫发展历程的开端，在没有经过皴染和涂抹的历史时间中重走一趟，再度确定眼中之历史。
2、盲点--尘封的历史
近代中国的脚步太过匆忙，史学研究也随之浮光掠影，着意于表态的廓清层次--显性历史，从而留下了太多的空白--盲点，即历史记忆的缺失--忘却的历史、历史背后的历史。
潜规则--体制外运作，潜藏在被历史遗忘的角落。
感情记忆，即史学研究中的情感因素，它的丧失使得历史失掉了紧张和复杂，变成了可以由统计学替代的死知识。
中国近代史的主体是什么？不是对西方冲击的反应，而是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鸦片战争像一把锋利的刀，但抽刀断水水更流，割不断有着数千年文化的中国历史。西学的影响极其有限，更多的是传统的正负面影响的交织。如张之洞，人们往往关注他的中体西用，而忽略了他的通经致用，死守底线。对复杂人物的诠释，单纯从西方影响一面来看，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如洪秀全，基督教的三位一体，他理解么？传统社会伴有相契合（暗合）的文化，历史进入近代后传统的破坏伴随而来的是外来方法，水土不服。西学内化，谈何容易。
爱国是近代一个核心观念，但是，近代国人的国家观念的原生形态究竟如何？
人们关注的是反缠足运动，而对妇女放足后的心理落差等却几乎无人问津。
制度与观念之间有一个先后，这是差序。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了人的观念与现行法治的冲突。理论上的"好现象"到了实践中却使人无法叫好，法律制订者的意愿与法律实际所产生的影响总是南辕北辙。但是，人们往往只是关注良好愿望，予以理论层次的肯定，而忽视实践层面上的结果。
审美观不过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其水下那支撑这种观念的社会交往体制和社会方式，当然更为广阔深厚。审美与健康的关联次于与经济、政治的关联，如在20世纪初西欧人以胖为美，而今则以瘦、黑为美，以凸现个人为美，即为一例。
诉诸"性理名教"，往往导致忽略"事实真情"与细节，及其中包含的启迪与意义。道德一旦上升到批判层面，细节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至于细节中所蕴涵的信息、教训更是成了毫无用处的废物。
近代以前中国为什么没有大部头的人物传记？为什么没有影响大的女哲学家？
实际中先有社会史，后有社会学，而学科的形成却是先有社会学而后有社会史，这是为什么？
儿童史，贫苦文化、地主文化，更是无人问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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