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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后文革时期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状况的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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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8:1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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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自由要求与外在的自由空间。但这只是荒野上开放的寂寞的自由之花，无声无息，无人喝彩。
我们总是说工人+农民是天然联盟，事实上绅+商也是天然联盟。四民之首+四民之殿。士农工商被分解为士+商和农+工，近代社会被简单化了。
现今学者注重六七十年代的洋务运动，90年代的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但对80年代则重视不足，仅有的关注也只是西南少数中法战争史研究者。从研究商人的角度不可不重视80年代。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早期维新扶持的是政商，80年代则出售国有企业。日本成功了，成功就成功在80年代。清政府错过了对民族、国家甚而自身统治都十分有利的绝佳时机，我国也因此失去了一次宝贵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机遇。
太多太多的盲点，太多太多的遗珠……
是史学的魅力使以至此么？不是，是情感使然。
历史就像墓地一样，一进入就会动情，理性在墓地永远没有立足之地，不论你是唯物主义者与否。我们需要在现实的爱、恨与超脱的心中寻找一种恬淡，追求中性认识，以深入到历史的深处、阴影、黑幕里，减少盲点。
当然，尽管历史研究排斥感情的羼入，强调冷静、客观，但人又是有感情的动物（感情还很丰富呢），再加以最最基本之民族、国家感情等，要做到理智，又谈何容易？正如简又文所说：我之成为太平天国之热烈同情者，正因为其是民族革命大运动。这是一把充满矛盾的双刃剑。
3、下层史学--需要打捞的历史
目前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有生地、熟地之分，以时间断划则是，熟地：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与辛亥革命，次生熟地：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半生半熟地：中法、中日战争，生地：北洋军阀。
现今治史者喜欢生地，冷淡了熟地。熟地需要精耕细作，生地则尽管需要付出开辟莘莱的艰辛，但粗放式的劳动也可能有收获。熟地研究者人数减少是正常的，一哄而上才是不正常的。
近代史还有多少生荒地呢？在哪？
史学界有一种说法：80年代结束后，社会思潮有一种虚无颓废的失败主义氛围，正在寻求向下突破。那么，如何看待这种史学走向中的下层取向呢？
应该说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流行的是精英史学，它占据着主流史学的地位。治史者喜欢研究少数，不喜欢研究多数，喜欢研究另类，不喜欢研究同类。但问题是：历史的主体是什么？是民众还是精英？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更多的是纤细的小手，还是布满老茧的大手？
精英史学的危害太深、太大了，其结果是：思想史成为智者的历史，成了思想家的历史--心智史（intellectual history），人们心中预存一个对思想历史的价值判断尺度--进化谱系，二三流的思想家大多忽略不计，如酱缸般腌制标本，思想家成为孤独的受难图像，而民间思想--思想史上的黑洞被视如粪土，民众被边缘化了，是游荡无依的孤魂野鬼，只有在反抗斗争中才身影偶闪；文化史更是精英史；英雄史观就像一不招即来、挥之不去的幽灵；幽深难测恰可对应现实研究中的浅薄与苍白的民间话语，却无人问津，散落漂流于真空之中；宏大叙事掩饰了历史多种可能性，历史仿佛光荣榜，宁缺毋滥；错置历史，时空倒错，地方性知识--普遍知识匮乏；后设的价值支配着选择，这也决定了那些是凸显的焦点，那些是含糊的背景。
打捞历史……
其实，不仅精英、经典需要思想史浓墨重彩地书写，很多没有思想亮色的芸芸众生，他们那似可模糊的一片灰云也值得人们深深思考，着力描绘。也就是说，思想史既应写凸显者，也应写蛰伏者，既要书变异者，又要书"绵延"者，既要关注主流文化，又要关注边缘性文化，既要重视精英文化，又要重视民间性文化。美人永远需要小丑，英雄永远需要民众，也离不开民众。贬低"低"层次民众意识，不公平。乡土社会仿佛不同生态中的物种，"普同性分类"（universal catalogue）需要修正，简单国家动员的乡土化演绎或许不足彻底解决地方性问题。民间史学可以打破朝代的断划，与民众的目光相遇，将置身于神郎与紫色的云雾之间。潮起潮落，新词常堪唱新曲；斗转星移，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历史旮旯里的人与事，远比城头变幻的大王旗更能让我们明了历史的真义。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忽略形而下乃历史的遗憾。毕竟，历史是万民与自然合力造就，而英雄却是平民的鸦片。
历史描述显然需要详其所当详，略其所当略，轻其所当轻，重其所当重。
有人认为晚清史研究得差不多了，也是建立在精英史学僵直范式的基础之上的。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讲，研究视野的下移是深化的标志，如商会研究由沪、津、苏州而潍县、高阳、无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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