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之第一要诀是"虚"，虚而静，虚心有福。要去除成见、偏见、谬见，一本谦虚求真。万不可移史就观，削足适履。
治学立场，是自由独立的学人立场，非左派、右派而是"正派"，"正"者，正当、正大、正确、正义、正气之正也。
显现治史者境界不高的信息很多，其一是变味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暮年的陈寅恪曾拷问自己的灵魂：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我们敢么？历史学受现实的影响太大了，80年代以来，史学仿佛就是商品经济这一汪洋大海中的一叶小舟，历史学身上的许多问题，我们都可以从商品经济中找到缘由。但是，历史学对现实中高科技的利用则显得很不足，这体现在手段、思维两个方面。其二是学术的随意性。风吹哪页读那页，信马扬鞭，号称"海滩拾贝式"的阐释。见异思迁，见难放弃，必一事无成。戴震说："知得十件而都不到地，不如知得一件却到地也"；荀子说："自古及今未尝有两而精者也"。三是由于文章太多，造成版面紧张，带来对研究史的轻视，及注释中不引用他人的相关著述，引用了也不予以交代，日本人称这种现象叫"孙引"。四是研究者心态失衡，自己的领地保不住，挖别的领域又担心四不象。五是瞧不起乾嘉朴学。乾嘉史学的好传统，年轻治史者有一个承继问题，我们长期以来对乾嘉史学的批判应是在于他们应该不仅仅如此。现在的很活跃的青年学者大谈章太炎，读后给人的感觉是在思维上才华横溢，笔头上纵横驰骋，但总让人怀疑他点不开《訄书》，因为鲁迅老夫子都说自己断不开这部书。研究者（主要是中青年）之所以不懂传统文化，主要是由于五四断层、文革断层及浮躁、喧嚣、浮华的现实世界的影响。六是马后炮史学。已经很难见到《甲申三百年祭》、《红星照耀中国》这类既联系现实、又有超前预测的名作了。七是学问不如"学"发达。低水平重复劳动多。八，史学研究以发现规律为使命，以找共性为职志。找共性时忽略了个性，找规律时忽略了特殊性，在二者发生矛盾时，我们所找到的还是共性、规律性么？可悲的规律、性质情节！九，常态--非常态表现。将非常态作为常态，以偏盖全，如称李鸿章为主战分子等。十，典型论，以点代面。陈振汉总是教宓汝成须从纷繁的历史现象中，要善于找典型，要学会抓那些最能代表某类事物所包含的本质特征的某个事物，以作为典型，进行深入的探索分析和论述；又很强调做个案研究，以求能够取得管窥全豹的效果。这是典型论的集中体现，毕竟，典型只是典型，它不能取代整体，飞地上海能代表近代中国社会么？就义和团运动而言，其发源地--冠县十八村，也是一块飞地。十一，伪命题。如儒家资本主义。十二，时效性。许多文章放几年发表，没影响。十三，追求学位。区区"学位"二字，不是深邃、专门的知识之标识。十四，史学的宣教功能。借古讽今，影射现实，史学家成了宣传家。十五，重思想家，轻实践家。思必出位，行必素位，这是思想家与实践家的一大区别啊。……
论及境界低下的原因，一则由于个体空间的自由--群体空间的压抑性之间的矛盾，二是功利主义。本应该不唯上，不唯书，更不迎风希旨，阿世媚俗，但现今的一些中青年治史者却"文人无行"，缺乏"自重"，信奉"著书都为稻粱谋"。韦伯说：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的生涯基本上以财富为前提，一个一贫如洗的年轻学者，要完全正视学术生涯的条件，需要超乎寻常的胆量。斯言不谬。
四、研究方法
上世纪80年代所谓的史学繁荣若与20年代相比，其实也不怎么样： 20年代在方法上提出了归纳法、二重证据法、语言比较考据法、诗文证史法、推论源流法、历史演进法、历史统计法等，而80年代也不过就是新、老三论而已。
史学已经步入21世纪，但就研究方法而论，则乏新可陈，依然是穿旧鞋，走新路。城上已吹新岁角，窗前犹点旧年灯。
1、视角--多元化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目前流行的新视角有：大历史视角，反向、解构、多侧面的视角，后现代视角等。
攀山千条路，同仰一月高。转换视角，提出的课题将大不相同。如中国视角，内部取向，可以重新审视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再，现代化浩浩荡荡沛然莫之能御，必须一往无前义无返顾，民族特色只是形式、风格，实质并无二致。但是，现代化是不是中国惟一的评价坐标？赵世瑜以庙会为切入点，别开一新天地。虎门销烟之火与义和团的灭洋之火可否并列？这是一种物化的历史，等等。
史学界对西学的关注从视角、侧重点来看，分两类：一是关注西学中得到了什么，一是关注西学中失去了什么，前者往往易于导致西化，后者则易趋向于中化，二者可不是殊途同归。这就需要多视角透视，如从法学角度看商会；对传统文化，既要看到其文化自卫，又要注意文化自恋；史学的人文取向与科学取向相结合；结构分析（structural analysis）和并发分析(conjunctural analysis)的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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