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世后，从王懿荣的儿子手里买下1000余片甲骨，罗振玉就催促他将其摹拓并印刷出来供士林研讨。刘鹗的《铁云藏龟》于1903年出版时，罗振玉为之作序，在序中，他对作者没有一句奉承话，满篇都是考据文字。刘鹗客死新疆之后，在甲骨学研究领域，罗振玉就成了主帅。罗振玉在1906年到清廷学部作官后开始留意搜求甲骨，并于1909年委托琉璃厂古董商人祝继先、秋良臣、范子衡以及弟弟罗振常，四次赴河南收购甲骨。根据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的估计，罗振玉自丙午（1906）至辛亥（1911）所得的龟甲骨片，大约有二三万片。这些甲骨后来在罗振玉避居京都时，也都被带到了日本。另外，罗振玉还收藏有大量书画、青铜器[注: 青铜器是指以青铜为基本原料加工而制成的器皿、用器等。青铜，古称金或吉金，是红铜与其它化学元素（锡、镍、铅、磷等）的合金，其铜锈呈青绿色，因而得名。]、古籍、简牍、明器、清宫档案等等。正是借助于这些珍贵的资料，王国维致力于中国古代史料、古器物、古文字学、音韵学的考订和研究，顺利地完成了“专研国学”的转向，写出了《殷卜辞中所见先王先公考》、《宋代金文著录表》、《两周金石文韵读》、《两汉金石文韵读》等学术名篇。
可以说，在王国维“尽弃前学，专治经史”的学术转向上，罗振玉功不可没。不过，考究王国维一生所坚持的学术思想，我们会发现，这只不过是外在的原因，而真正促使他转向的，是出于对传统文化瓦解的担忧。进一步说，王国维希望通过自己“专研国学”的努力，挽救中国的文化精神。这才是他追求学术转向的内在动力。
清末民初，旧派人物“尚古”和新派人物“疑古”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潮在史学界都很盛行。对此，王国维既反对盲目迷（尚）古，又反对完全蔑（疑）古，批评“蔑古者出于科学之见地，而不知有史学；尚古者出于史学上之见地，而不知有史学。”后来，“尚古”受到现代性思潮的冲击，而为求新求变的国人不屑，而从康有为[注: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号更生，晚年别署天游化人，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清光绪年间进士，官授工部主事。]到顾颉刚的疑古论成为学术时尚。在“疑古”的背后，有一套特定的文化和政治思想的支持，那就是对西方强势文化思想的盲目信赖，同时也是对中国文化[注: 中华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即汉族文化，汉文化。且流传年代久远，地域甚广，以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汉文化圈”。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传统的高度不信任，而其实质则是对于本土文化精神的消解和民族自信心的匮乏所致。正是因为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一文化危机，王国维才把研究古史的可信性问题看成必须面对的学术问题。
早在东走日本之前，王国维在为《国学丛刊》写的创刊序中，就旗帜鲜明地提出：
“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 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从字面上看，反对新旧之争，似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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