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由主张学问“无中西，无新旧，无有用无用”的中立态度，到宣扬中学为“熊掌”，西学为“马肝”，在辛亥革命后的短短两年时间里，王国维的学术立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在王国维沉醉在古史考证中的背后，其实也隐约地寄托了一份社会政治理想。那就是“为万世开太平，为往圣继绝学”的儒家文化精神。王国维之所以强调学术独立，是认为学术的兴亡关系到国家的兴亡，中国要复兴，首先必须振兴学术。

十多年后，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王国维再次强调同样的思想，沈乙庵就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沈曾植。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庵，又号寐叟，别号巽斋老人、东轩居士，嘉兴人。光绪进士，后任刑部贵州司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注: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译署”，为清政府为办洋务及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于1861年1月20日由咸丰帝批准成立。]章京，外调任江西广信知府，安徽提学使、安徽布政使[注: 布政史，官名。明初，沿元制，于各地置行中书省。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撤销行中书省，以后陆续分为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全国府、州、县分属之，每司设左、右“布政使”各1人，与按察使同为一省的行政长官。]，并护理巡抚。1910年，沈曾植以病归，侨寓上海。辛亥革命爆发后，沈曾植与郑孝胥、姚文藻等时相往还；在上海等地与康有为等一批清朝遗老关系密切，积极参与溥仪复辟活动。1917年7月，张勋复辟[注: 张勋复辟是指由张勋一手策划，于1917年（民国六年）7月拥护清朝废帝溥仪在中国北京复辟的政变，前后历时共十二天。因发生在丁巳年，亦称丁巳复辟。]，沈曾植赴北京[注: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参加，任“学部尚书”。张勋复辟失败后，沈曾植闲居上海，从事学术研究，其寓所海日楼中常有中外学者名流前往质疑问学，被尊为“中国大儒”。

1916年春，王国维自在上海结识沈曾植后，经常与其切磋学问，在学术研究上得到很大帮助。王国维不仅欣赏沈曾植的学问，也欣赏沈曾植学术中的忧世精神，认为沈氏“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段”。从这些可见王国维通过振兴学术来复兴国家之思想一斑。 

多年以后，比王国维小近二十岁的傅斯年[注: 傅斯年（1896年3月26日－1950年12月20日），字孟真，山东聊城人，祖籍江西永丰。历史学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在北大编《新潮》时，也有类似的觉悟。傅斯年认为“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其结果不特学术消沉而已，堕落民德尤为巨”，故主张《新潮》的主要目标之一便是鼓动群众对学术之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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