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的是是坚定地信仰宗教，并且远行向不信仰宗教的人们传播宗教的修道者。虽然有些宗教，很少到处传播自己的信仰，但大部分宗教使用传教士来扩散它的影响。]带来的数学、历学，并非严复介绍的经济学、社会学等“科学”，更非康有为、谭嗣同[注: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为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其代表作《仁学》，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强烈的抨击。]等以之为“政治上之手段”的“幼稚的形而上学”，而是哲学、文学等“纯粹知识”。这既源自其鄙薄功利的理想主义性格，也说明他认识到对知识的功利性追求不足以提升国民的精神追求，于国家民族无益。

中国历史[注: 中国历史是中国各民族诞育和发展的历史。它的发达的封建社会，曾创造了同时代世界最高的文明。但是当西方某些地区跨入资本主义，特别是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之后，中国越来越落后了。]发生巨变之际，也是王国维的思想发生巨变之时。辛亥革命前后，王国维无法接受剧烈的政体改革，对种种新兴的政治运动非常不满，对由此而来的“万里玄黄战于野，一车寇媾鬼张孤”的社会惨象更是极为悲观，常有“世界人心，如饮狂药，……大劫将至，佛亦救不得”之类的沉痛之语。

此后，王国维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开始认为，中国近世的动乱[注: 动乱 拼音： 解释： （社会 ）骚动变乱。-dongluan]与衰败在于输入西方的学说，像康德、叔本华这样第一流的哲学家大都[注: 元大都，或称大都，突厥语称为“汗八里”（Khanbaliq，即“可汗之城”，帝都之意。）。自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四年（1267年）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为元朝京师。]是可爱而不可信的学问。于是，在排除掉国内的维新思想和国外的西方学术之后，就只剩下传统的中国学术成为他最后的精神归宿。王国维认为，中国的学说 “知民之不能自治而立君，君不能独治而设官，又恐君与官吏之病民，立法以防制”，这样的治民策略是可取的。由此王国维的结论是“盖与民休息之术，莫于黄老，而长治久安之道，莫备于周孔，在我国为经验之良方，在彼土尤为对症之药”。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赴日本与罗振玉共同生活。据罗振玉回忆，当时他们共论学术得失：“至欧西哲学，其立论多似先秦诸子，若尼采诸家学说，贱仁义，薄谦逊，非节制，欲创新文化以代旧文化，则流弊滋多，方今世论益岐，三千年之教泽不绝如线，非矫枉不能返经。士生今日，欲拯此横流，舍返经信古莫由也。”王国维从此皈依周孔之道，以延续中国学术文化传统自期，绝口不提曾经热情研究过的西方哲学。 

显然，王国维将中国学术的振兴和民族的兴亡联系在一起，而学术的振兴最终是要由具体个人来承担的。或许正是王国维具有这种文化使命的意识，使其在日后的研究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认同为中国文化的代言人，也就是陈寅恪所说的文化托命之人。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