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不是文人的闭门造车和痴人说梦。相反，他们的远见卓识，因为过于前卫，直到今天人们才逐渐认识。这就是起源于尼采的文化政治思想。在尼采生活的时代，德国正在从一个分裂的、落后的国家上升为一个统一和日渐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注: 民族国家是指近代以来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或民族独立运动建立起来的，以一个或几个民族为国民主体建立起来的国家。民族国家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是20世纪主导的现代性民族自决和自治概念及实践。]。或者说，它正在经历一场从传统国家到现代国[注: 代是十六国时期鲜卑拓跋氏在初期建立的政权。魏晋时期鲜卑拓跋部原游牧于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一 代王带。 永嘉元年（307年）禄官卒，其弟猗卢总领三部，有骑士40余万。]家的转变。而在尼采看来，这种转变不仅是政治和经济上的，更应该是文化上的。在他那里，民族国家的概念更多地被看成是一个单纯的文化概念。

尼采认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必须是一个在文化上足够成熟的民族国家，他同时坚持，这种文化必须是原创的。正如同法国[注: 法国（La France），全称为法兰西共和国，现在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位于欧洲西部，与比利时、卢森堡、德国、瑞士、意大利、摩纳哥、安道尔和西班牙接壤，隔英吉利海峡与英国隔海相望。]文化相对于德国文化的巨大优势在于其民族与文化融为一体，尼采认为，如果德国人仅仅一味地模仿法国文化，就永远无法法国的文化主导下解放出来，也就不配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德国文化。

正如今天的学者张旭东所分析的：“文化政治之所以在现代性问题中占有一个突出的位置，是因为它关系到每一个文化群体的自我定位、自我理解和自我主张。它敦促属于不同文化和‘生活世界’的人迎接异族文化和世界文明的挑战、为捍卫和改造自己的文化或‘生活形式’而斗争。”同样的，无论是门户开放还是西学东渐，“乡土中国”自“遭遇”现代文明的那一刻起，就在一种他者的视野中重新审视自己。这种审视不仅意味着对于西方启蒙精神的“拿来”以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重估”，也同时包含着一种对于“国族”从文化政治上的重新认同，它导致先行的知识分子们必须思考这样的问题：什么是“自我”与“非我”，什么是“民族的”，什么是“世界的”？或者说，我们怎样才能成为我们自己？

毫无疑问，在王国维强调“必视学术为目的”的时期，中国正在经历一个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变。这种转变和尼采时期的德国在很多方面是相似的。而远在东方的王国维对于尼采的思想承接，不仅有以个人为本位的存在主义思想——这导致了王国维思想深处偏执的怀疑与虚无，也包括对于文化政治的认同。

不过，王国维虽然看到了问题的症候所在，却并没有就此进行大张旗鼓地阐释。显然，当众高呼不是他的性格，相反，深受儒家思想[注: 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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