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由于宗教与*的密切关系，科学标准与价值标准会发生矛盾。在科学标准与价值标准矛盾的情况下，价值标准应该服从科学标准。因为科学标准体现的是真理的具体性，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事实判断，它着眼的是它的本质和社会功能，而价值标准是利益判断，它以对我是否有利为尺度，往往容易采用双重标准。因而，在拜上帝会是否邪教的问题上，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凡是赞成太平天国运动是农民革命，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人，都把太平天国的革命性质放在首位，而把它的宗教局限性作为农民战争局限性的一种表现。但这种局限并不能从总体上改变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革命性质。所以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革命性质是第一位的，它的宗教局限性是第二位的。
5．一个重要的历史观问题：不能用洪秀全个人的动机来解释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性质
在任何革命中，特别是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中，领导者个人的动机是次要的。从个人来说，他可能因为贫困或功名未遂等而发起或参与运动，因而在一个大的革命浪潮中的个人动机是多种多样的。即使领袖人物也是一样。像有些人说的，洪因为屡试不第，心怀不满，怀有统治世界的野心因而造出这种拜上帝会和异端邪说，用以欺骗群众。即使这种种所谓材料是真实的，它涉及的也只能是个人动机，而不能用以解释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太平天国革命，长达十多年，席卷中南数省，定都南京，远征天津，直逼北京，几乎步李自成后尘成为再度占领首都北京的农民革命。这么多人参加，这么浩大的革命，用个人阴谋、用洪秀全个人“造反作官论”来解释，几乎是讲童话。难道因为陈胜说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因为项羽、刘邦在起事前说过“彼可取而代之”或“大丈夫不当如是耶”，就能改变秦末农民战争的性质和它必然出现的深刻的社会根源吗？一种革命运动最深刻的根源在于社会的经济和*之中，而不是存在于人的头脑之中，存在于主观动机之中。当以主观动机形式，特别是以最广泛的形式存在于群众性的主观动机之中时，革命的时机就趋于成熟了。
再如太平天国推行的错误的文化政策，如焚书和对传统文化的错误态度。这不能归罪洪秀全个人。虽然洪秀全是儒生，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并不是儒生的革命，最广大的参加者是文盲，对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什么是压迫他们的士绅是分不清楚的。因而，他们错误的文化政策，是中国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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