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本是独立于袁世凯、端方之外的洋务派，他反对考察*，是因为与袁、端有矛盾，恐怕袁世凯在立宪活动中取得更大的权势。此人后来又和满族亲贵少壮派结合起来，与袁世凯作对。

　　五大臣在外半年多，游历近二十国，应该说，这种走马观花式的考察，难有很大的收获，但是，他们还是窥探到了西方富强的一些原由。端方回来后在上的《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摺》(折见《端忠敏公奏稿》卷六。)中，批评了几十年的洋务新政和庚子以后的变法“但能效其末而不能效其本”。所以，虽欲致富强，却反而“与始志相反”。他说，西方之所以日臻富强，在于摒弃专制制度，实行立宪，“任法而不任人”。中国要富强，不能只是实行一些皮毛新政，还必须实行立宪制度。其他几个大臣，也无不主张立宪。

　　1905年，在同盟会成立之后，革命风潮日益高涨。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也认识到，只有立宪，让日益成长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政权，扩大统治基础，才能保证清朝的皇统延续下去。同时他们也看到，在列强林立、国难深重的情况下，要自存于世界，也必须随合世界潮流。然而，归国大臣的主张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铁良是最激烈的一个。铁良于1904—1905年间以兵部侍郎的身份到各地考察军事，回京后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他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练新军，新军练成了，就可以有效地镇压革命。因此，铁良极力反对立宪。军机大臣荣庆、大学士孙家鼐随声附和。端方打通了李莲英，“居然做到可以随时见太后，且可长谈。而铁与端甚为反对，端能随时进见，铁竟能随时阻止，彼此权力均属两不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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