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炳麟更提醒慈禧否定责任内阁制，“我皇太后、皇上仁孝为怀，不忍以圣祖高宗经营完善之天下，一旦乱于十数乳臭小儿之手，应请于该大臣等编定奏呈以后，其宏纲所在，朝廷自有权衡。”(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袁世凯的幕僚，参加编纂工作的张一□回忆：“自都察院以至各部，或上奏或驳议，指斥倡议立宪之人，甚至谓编纂各员谋为不轨。同事某君自京来淀（按即海淀），告余曰：外间汹汹，恐酿大政变，至有身赍川资，预备届时出险者，其严重可知。”(《心太平室集》卷八第37—38页。)
由于奕□支持袁世凯，所以总司核定的三大臣把包括设立责任内阁的新官制方案上奏。但事情并未到此结束。军机大臣瞿鸿□，讨论时不动声色，暗中却向慈禧陈说内阁制的坏处。他“单独去见太后，他放了一把野火说：‘根据这个官制，老佛爷从此就不必为军国大事而过度操心了。’他又加以解释，内阁制与军机处的性质不同，军机处所讨论的问题，事前必须请旨定夺，内阁则由会议决定后上奏。”(《袁世凯演义》，第66页。)这是陶菊隐先生在《袁世凯演义》中的形象描写，虽不尽准确，但瞿向慈禧暗中游说则确有其事(参见：台湾出版《曹汝霖一生之回忆》，43—44页；刘厚生：《张謇传记》137—138页；张国淦《北洋军阀的起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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