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米七八石方能完额漕一石”[2]；其二，折色勒索。对于折色，清廷历来悬禁甚严，但州县为取利计，随意折色，处处皆然。御史陈肇奏称，各省“州县开仓，三五日即封仓折费”。道光八年苏、松两府折色，每石折银四五百两不等，按时价计，“是直以三石之米价，完一石之漕”，小民为累不堪。[3]收漕成了州县的利薮，但州县办漕难得独肥，从中分润者又有三：
一曰上司分润。“州县收漕号为金穴，荐书叠至，皆思染指。上官同寅皆有一定规例，数不可缺”。[4]如山东清平县送本府漕规例三四百两，高唐四百五十两。而知府刘某意犹未足，“改为按漕一石取规库纹一钱，较旧加倍”。[5]其他督抚、两司等变幻名目，规费亦不能免。
二曰绅衿索规。州县固纵任爪牙，鱼肉乡里，但于大户多不敢开罪，因之，征漕“户分大小，价有长短”。官豪之家与有势力者皆为大户，刁生劣监平日健讼者为讼户，寻常百姓则为小户。“绅户每石完钱四千文，生监七八千文，乡村小户则须十千文”。每届收粮，大户尽先收兑，小户则故意驳斥，必令折色而后已。“农民无门吁苦，乃以自业之田，贱值鬻于绅户”；“有与绅户同姓者，寄其粮于户下”。[6]这样，大户不仅趁机兼并土地，且得包漕射利。州县浮收既为生监挟制，又不得不输以漕规，人称“倒八折”。江苏各州县征漕，“置立号箱，每人应得若干，按数明给”。陶澍奏称，江苏包漕有多至数百石者，“人数最多之处，生监或三四百名，漕规竟有二三万两，实骇听闻”。[7]官绅朋比为奸，分脏不均，常起冲突。所谓生监闹漕之案无年无之。但漕弊的受害者终归是小民百姓。包漕的结果，是大户日多而小户日少，州县求取偿于小户，勒索苦派无所不至，“以至浮者益浮，苦者益苦”。[8]
三曰帮兑费。州县收漕米既多折色，往往临兑向米铺贱价买备微潮米石，恐帮丁不肯受兑，又暗中议给津贴银。帮丁趁机苛索，不遂其欲，则故拖延，“至使州县枉罹迟延处分”。[9]清初每船帮贴仅三十两，嘉庆朝加至二百余两。迄道光朝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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