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其端则自州县浮收始”。[17]包世臣说得更切直，他以为所谓州县不得不浮收之说，“皆贪黩州县造作言语，以愚弄上司，以遂其民肥祟之私”。[18]他们的指斥虽然不无道理，但仅指出这一点，并未触及问题的根本。漕弊源于封建专制制度本身，州县虽肇其端，但它在清王朝躯体内形成了恶性循环：州县、帮丁、仓场并为因果，相续无已。因此单纯指责州县或帮丁，于事无补。不少人看到了这一点，林则徐说：“故弊常相因而事难独善”。[19]惟其如此，一些人以为“积弊相沿，实属挽回无术”，主补苴罅漏，苟延残喘；而以经世自任的士大夫，则希图打破此种怪圈，为漕政开一新生面。
二
在一些经世派人物看来，打破漕弊怪圈的一条有效途径是海运。
清仍明制，东南漕粮由河运。虽运道浅涩，挽运维艰，但既为祖制决不轻改。嘉庆曾明令禁议海运，他说：“此后竟无庸再议及此事，徒乱人意”。“海运由内河行走已阅数百年，惟有谨守前人成法，将河道尽心修治，．．．．．．断不可轻议更张。”[20]终嘉庆一朝，无敢再议海运者。
但是，道光四年，人们看到了某种转机。是年高堰溃决，清口至高邮一带运道梗阻，作为“天庾正供”的漕粮不能如期归仓，令清廷大为震惊，中外人心惶惶。然而在经世派眼里，高堰之溃却无异天赐良机，海运之议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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